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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的官员们接见过任何盲流；另外，中国政府总理每年都做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会用沉重的声音提到下岗工人，转业军人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可是从来没有听到或者看到，政府任何一个文件中提到盲流。要不然，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欣欣向荣的大国，怎么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设立专职机构管理和关心盲流？他们离开家乡后经常受尽欺凌，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可是由于他们逆来顺受，长期以来，城市人在不需要他们时只当他们不存在，政府也假装没有这么一群人。
“就是这群人，出现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当您发现这群人竟然成为一个传销网络的受益人时，我们都知道出问题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对盲流好，更没有人会去关心照顾他们。当有人以传销网让他们获利时，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肯定有一桩大阴谋！经过明查暗访，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传销网的总部如此神秘，但一定和台湾有关。这个传销网每天都在亏本营运，这样算下来，没有强大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持。加上传销网络的本身特点，每一个传销网都会以理、情和利相结合对会员洗脑的，这点和情报机关发展会员异曲同工。这几点综合起来，结论就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传销网的幕后指使一定是台湾的情报机构！
“现在再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不是为盲流谋福利，因为中国政府都不理睬盲流，台湾情报机关自然更加没有这个兴趣。那么，他们暗中做盲流的工作，又有什么目的？这一点，我一直在想，自从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台海两岸形势越来越严峻，台湾方面也知道台海迟早一战。于是他们在大陆发展第五纵队，这就是小孩子也知道的道理。这样说来容易，要做起来就费劲了。首先他们需要找到北京最怕的。
“北京最怕什么？很容易找出来，因为你知道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找出来，然后搜索他们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和句子就知道了。当然我们得首先排除这样一些人民耳熟能详的字词，例如‘形势大好’，‘伟大的共产党’，‘三个代表’，‘高速增长’，等等。然后你再搜索，就容易找了，排在第一的一定是‘稳定压倒一切’。全世界有两百个国家，只有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在强调‘稳定压倒一起’，让人感觉到他们很紧张，非常害怕被人推翻似的。共产党在位五十多年了，看起来中国还不稳定，真是可悲。而台湾当局就找到了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怕。他们就是要让中国不稳定。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找到中国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利用它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这一点，我不做多的分析，是人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和盲流是中国最弱势的团体。相比较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来说，中国目前的农民处于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差最悲惨的时代！”
杨文峰越说越激动，他心里一直想着自己的外甥李昌威，想着父亲拼命让他离开，告诫他永远不要回去的家乡。
他看到老人一直闭着眼睛，也没有停下来，因为他可以从老人松垮的眼皮的抖动看出老人不但没有睡过去，而且心里并不平静。
“周伯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不但是牺牲了弱势群体，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剥削利用弱势群体，就拿盲流来说，他们对广东的建设有多大，您是知道的。以前有个台商告诉我，他们到广东来投资就是冲着低廉的劳动力来的，那不就是冲着盲流来的吗？前几年，盲流受不了剥削而纷纷离开广东地区，结果这里出现了民工慌，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从反面可以看出是谁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可是……盲流真苦，真累呀，活得哪里像一个人！”
杨文峰用手擦了一下沁出眼角的泪水，奇怪的是，杨文峰心里升出一片温暖。他不再感觉到孤独，仿佛找到了归宿似的。
“我不扯远了，周伯伯，现在看来台湾人倒来‘关心’盲流了。目前以台湾厂商雇佣的民工、黑社会控制的盲流，再加上这个传销网掌握的盲流来看，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同时解雇工人，下令黑社会捣乱，鼓动传销人员静坐示威什么的，立即可以让广东陷入瘫痪，广东陷入瘫痪的话，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床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生气的周玉书突然睁开了眼睛。
“文峰，不这么简单吧。让广东陷入瘫痪的话，没有必要部署这么周密，花费这么大的成本。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结论吗？我一直怀疑台湾会利用盲流对现实中国的不满制造事端，甚至发动骚乱和起义！”
杨文峰吃惊地看着老人，嘴巴张开合不拢。在他的心中，这些盲流只会逆来顺受，就像机器人，他们早就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杨文峰很难想象盲流会闹事，事实上过去他们虽然也闹事，不过不是要求老板还钱就是要求老板增加工作量。
“文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永远不会过时。盲流是当今中国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他们到处流浪找工作糊口，还要把赚来的钱寄回农村。虽然我对盲流有研究，但是我是退休以后到广州才第一次接触到具体的盲流，直到你上次让我关心盲流，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盲流。这点真该谢谢你，文峰。我们党是靠发展农民运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毛泽东当时就是个农民领袖。但当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后，在我们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都进城成了城市人后，他们忘记了农民的苦难。当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忘记，他知道在中国只有农民可以起来再次推翻共产党，所以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时，都想方设法把农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无法到处流动，到处串连。结果大跃进时，饿死的两千多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可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因为他们被分隔在不同的村庄，根本不知道一百里外发生了什么。当他们要饿死时，他们最多怨恨自己生错了地方，或者怨恨自己生为农民。根本想不到全中国的农民都在受苦。过去多少年，我们就是靠农村户口这种严重违反宪法的手法把农民钉在自己的土地上，倒也相安无事。”
老人眼睛里透露出悲伤。
“可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个新阶层：盲流。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同时发现：与农村相比，这里仿佛是天堂。而且他们还渐渐发现，原来在城市帮人家通厕所，捡人家的残羹剩饭吃，都比农村的生活要好很多，于是大量盲流涌入城市。当初国家领导人担心这些盲流涌入城市后会造成治安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些盲流和那些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具有同样的品质，这种‘品质’一方面是长期受压迫所形成，另外一方面则是天生的，他们老实巴交而且听天由命。他们干活勤快，但并不积极思考问题。长此以往，连你也认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不会思考了。
“可是，文峰，自从公安部门开始担心盲流造成社会治安隐患的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就开始担心盲流带出的国家安全隐患。这一两亿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他们居无定所，有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虽然天性老实，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那块把他们培养成老实人的土地，现在他们每天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听到的是人间不平事，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久而久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预测的。八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毛泽东只身离开了农村来到北京，委屈地寄身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受尽白眼和不公。后来他带领农民把中国翻了个底朝天……”
杨文峰惊奇地发现，老人没有疲倦地昏迷过去，而且还一定要把话说完的样子。
“文峰，这些事你再去想一想，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刚刚你的分析都对，但你把结果想得太简单。现在的盲流之所以老实，还在于没有人挑拨煽动他们，当然就算有什么人想去发动他们造反，也不那么容易。这些盲流根本没有组织，而且像难民一样东奔西跑。可是如果台湾当局要做，就很容易了，他们不但有大量的厂商雇佣盲流，而且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例如传销网拉拢他们。等到时机成熟，可以突然解雇他们，煽动他们反对政府，或者突然通过传销网传递误导的信息，引导他们造反。这些盲流的数量本来已经巨大，可是他们还在考虑使用心理战，在危急时刻，让长江流域的农村人口逃难到广东……”
杨文峰怔怔地听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后来他自己的喘气竟然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