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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ā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顶着，所以贪官污吏才没有被人民起义推翻。可是像周玉书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还有多少？他们像恐龙一样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进步生产力的基本需要的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这一切还可以持续多久？当一切都快要结束时，我又如何选择呢？我知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我是说，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会怎么选择呢？或者更具体更形象一点，当需要在周玉书这样老人和我的厅长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会如何选择？我知道按照法律，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站在厅长那边，可是到时我真会让法律替我选择吗？我心里真是永远迷失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吗？
真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形象思维和联想？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种感觉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踪的老人的亲切和可爱，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证明了我当初选择进入公安系统的正确，只是这些年我慢慢迷失了自己，现在我眼睛紧紧跟着周局长，这个被我跟踪了一年多的人已经成为带我走出人生迷雾的新的航标，我会抓着不放的。
那一天，当我一边远远盯着蹒跚的老人，一边陷入沉思的时候，他好像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我走了神，看花了眼，揉了揉眼睛，等我再看过去，老人已经软软地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
我忘记了不得接触跟踪目标的工作纪律，一个健步跨出车子，向周伯伯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至少有两起躲藏在不同地方的人悄悄退了下去。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直以来，暗暗跟踪周伯伯的不只是我。
第十三章：往事并不如烟
那天文峰问我：“如果你是盲流，你会思考吗？你是否会这样思考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离开湖南来广东找工作的，当初自己南下广州时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流。我当然会思考，只是大家都以为我不会思考。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爸爸妈妈把积蓄拿出来供我读自费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我暗暗下决心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要发掘事实，揭露真相，为民请命，做党的喉舌的同时又扮演人民的耳目：把党的指示传达到人民，把人民所见所闻反映到中央。毕业后我一心投入工作，下乡跑基层，一个星期七天，每天从日出到深夜，几乎没有停过。我曾经坐公共汽车连续24小时深入湘西偏远地区，采访一户户赤贫的农民，那一张张被贫困扭曲的脸至今刻在我记忆里；我曾经扮演卧底去发掘当地公安局和黑社会勾结敲诈勒索民众而差一点被他们杀掉；我曾经为了揭露乡长镇长残酷剥削农民霸占人家妻女而长期在农村做蹲点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出了一篇篇优秀的采访报告和社会焦点追踪，可是也许是那些年眼见太多赤贫痛苦和不公正的缘故，也许自己毕竟是一名弱女子的原因，终于有一天我精神突然崩溃。我知道我无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我来到了广州。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又好像和湖南不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我喜欢这里，我很快恢复了体力，恢复了精神和干劲。我开始找工作，我年轻健康，具有标准湖南美人的脸蛋和魔鬼身材，而最主要的是：我有大脑。这大脑不但充满理想和幻想，而且会思考！
报考应聘的多个工作几乎都成功，从干秘书到高级营销人员，我一干就上手，无论是在考试或者面试，抑或在试用期间，我都很快向主考官和老板证明我是有脑子的，我会取得成功，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但一个个老板却很快让我失望。不久我就发现，在这个城市，美丽的外表和美丽的内在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和丰满鼓胀的大胸脯，你就不需要一个大脑了；而如果你两者都具备，而且那大脑又会思考，那你就会痛苦不堪。
当我知道老板们招纳我是因为我的外表和大胸脯而不是想利用我的大脑时，我坚决地辞掉了一个个工作。我想找一个可以使用大脑的工作，找一个老板不是盯着我的外表和大波而是欣赏我大脑的地方。
我重操旧业，《南方周报》的老板吴力超录用了我。我的条件是不要让我报道那些让人痛苦的贫穷和让人愤怒的社会阴暗面。吴总编笑着说：你这么漂亮，当然是负责党政军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的专题报道，我们广州光明的地方多着呢。你说的那些贫穷和阴暗至少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够看到。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记者生涯，为了报道党政军会议、重要事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我穿梭于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宾馆，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灯红酒绿，耳朵听到的美酒夜光杯，心里想的是祖国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什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什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什么，该揭露什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了社会正义和真理，还有其他很多办法，不必要走这样的极端，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你以为你抓住了高官们的把柄，你以为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