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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1950年。父亲按照周恩来总理的亲笔命令，成功转移了35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返回新中国。父亲在安排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要设计者的科学家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产生了怀疑。组织上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决定撤回父亲。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父亲接到这个密令后，激动得夜不能眠，偷偷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一家人辗转到旧金山，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家产才搭上前往香港的邮船。颠簸的航程有一半时间父亲呕吐不止，不过这也没有影响他用另外一半时间对我唠唠叨叨不停。父亲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中国”两个字，从中国历史到中国人民，从中国人民到中国共产党，父亲实在是太兴奋，他忘记了那一个多月在船上告诉我的事情都是在我十七年的生活中他已经讲述过好几百遍的。然而，那次是唯一一次他在讲述的过程中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从喜马拉雅山讲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从海南的天涯海角讲到东北的林海雪原时那栩栩如生的充满憧憬和自豪的表情。
全家人在香港下船后，本来计划住一个晚上。但父亲归心似箭，带着母亲和我当天匆匆赶到了邻近深圳的罗湖口岸。
罗湖桥！那条当时连接英殖民地香港和祖国大陆深圳的罗湖桥上面由于铺了一层铁皮，我们虽然迈着疲惫的步子，仍然敲出了急促的“咚咚咚”的脚步声。那声音直到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时在我脑海里萦绕。前几年听说旧的罗湖桥拆掉了，想必新的罗湖桥再也不会发出那种声音。不过那声音已经永远留存在我脑海里。
父亲肯定没有听到我们在罗湖桥上敲出的脚步声，因为他大概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吧。过了罗湖桥，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原来当时由于经常有海外华人华侨从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指示广东省政府在罗湖桥设立锣鼓宣传队，欢迎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回来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已经有组织上的人在口岸等我们。看到广东省政府的同志手捧鲜花朝我们走来，听着阵阵象征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的锣鼓声，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也为父亲高兴，不过这时我一侧头，却没有看到父亲。
原来父亲一跨过罗湖桥，就全身伏在地上，用自己的嘴巴亲吻着这块让他朝思暮想的土地，这块一直装在他心中的土地！
广东来迎接我们的同志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奇，静静等着热泪盈眶的父亲慢慢平静下来。后来他们才告诉我，那几年经过罗湖返回祖国的海外华人有一半是在一踏上深圳的土地就伏地亲吻或者长跪不起的。
正是父亲那个动作，正是父亲那个表情，也正是父亲那颗赤子之心，伴随了我一生，影响了我一生，决定了我一生。在后来风雨仓皇的半个世纪里，我有过彷徨，有过迷茫，也经历过痛苦和绝望，但都是父亲那匍匐在土地上的高大形象让我挺过来。
父亲在1958年带领一队特工人员潜伏到金门收集炮轰后相关数据和情报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后杀害。我回国后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到情报部门加入对美情报。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的样子渐渐模糊，唯独那一天，我们跨过罗湖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五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从调查部到国家安全部，我生活在神秘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三年自然灾害离北京西苑是那么遥远，我们情报人员在最困难的时期都有充足的供应，后来听说饿死了几千万，但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就像我们每天分析的那些情报数据；文化大革命，我们情报部门和军队一样受冲击最少，听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几百万人受迫害致死，但那仍然是主要发生在西苑高墙外面的；而且后来也拨乱反正了，中国经济建设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高速发展，虽然也听说有工人下岗和农民受苦，然而这和国家安全部关系不大，中国要养精蓄锐，中国要和平崛起，必须不断扩大情报机关的编制，增加情报活动的经费。所以工人在失业，农民在受苦，国家安全队伍却日益扩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在西苑情报部门的高墙内，我的心思全部花在营建海外情报网、派遣情工和发展情报关系上，与高墙外的中国相比，我更加了解莫斯科红场上发生的事件，也更有兴趣观察华盛顿的一举一动。
从普通干部到科长，又从科长到局长，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每天想着如何挑选特工，如何培训，如何派遣，我也研究如何有效收集情报，收集情报后如何最好的分析情报，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何在祖国从独立走向繁荣，从繁荣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做好党的顺风耳，国家的千里眼。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事情，更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直到后来有一天，从二十二岁就嫁给我，伴我走过半个世纪，当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伴对我说：“你大概不会思想！”我才悚然动容，我不是不会思想，我只是太用心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是忘记了如何去思想。
我当时看着老伴，笑着说：“哦，那你说说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伴满面皱纹地笑着说：“早上我们去上班，晚上我们回到家，吃完晚饭，我们在西苑里散散步，回来后你继续看文件工作……，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就是这样工作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没有时间干其他的，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过那次我安慰老伴说，等退休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只属于我们两人的晚年了。
于是先退休的老伴就默默地看着我工作、默默地在我身边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等我最后超龄退下来，老伴已经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在美国定居，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老伴陪着儿子进入我的书房，说找我商量件事，她说儿子一家打算到美国去求学，但由于年纪不小了，办起来不容易。儿子知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想利用这个关系办理到美国的签证。老伴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是想让我帮助孩子到美国的，她知道我当时手里主管着至少两百家在美国的中资公司，只要我签个名字，什么样的美国签证都可以办到。
我当场拒绝了，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到美国是组织派遣的，回来时是撤退，为了保密，这些旧帐都不宜再翻。如果儿子要去美国，应该自己想办法办理。后来我私下又告诉老伴，不管人家怎么做，我绝对不会利用派遣间谍的特权让孩子到美国去。听了我的话，他们母子俩就自己去想办法。半年后，我有一次问儿子办理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如何。
儿子的话让我震惊。他说：太难了，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在美国使馆门口通宵达旦地排号，可是还没有轮到。轮到我还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
“有什么通不过的，不就是留学吗？”我冷冷地问。
“你哪里知道，我是去留学，可也得美国人相信呀。在他们看来，我们中国学生都是想移民的。”儿子说，“不过现在想移民的也太多了。”
我听后很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是真不知道，还是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又或者不愿意想这件事？我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跨过罗湖桥的情景，耳边又回响着那急促的“咚咚咚”的声音。
儿子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签证，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生活一开始过得很艰难。老伴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好在孩子有出息，毕业后就获得了绿卡，几年后已经开始自己创业。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申请美国国籍了，他们一家人会在美国住下去，孩子声音里透露出的兴奋让我沉默不语，孩子大概也感觉到，最后说：“爸爸，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以前在国内整天就是政治，特别是和你这样的父亲在一起，你都快让我们成为政治动物了。除了政治、民族和国家，我发现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在你心里找不到位置。为了换一种生活，我选择离开中国。到了美国，我们果然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活得很轻松，也许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也没有我们的民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