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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峰坚持要送医院，但周局长摇摇头，用微弱，透着无力的声音说：“老毛病，回家躺一会就好了。”
出租车把两人送到周局长家，杨文峰半背半扶地把周局长弄上了二楼。周局长的爱人开门乍一看见站在门口的杨文峰，表情好象活见了鬼，杨文峰知道周局长也对爱人保密了，于是三言两语的解释了一下。周局长爱人对周局长倒没有那么紧张，熟练地拿湿毛巾敷在他头上，然后用白开水冲泡了一包白糖让周局长喝下。
“老毛病了，医生说是血糖偏低。”周局长爱人也姓周，杨文峰叫她周阿姨，周阿姨把周局长安顿在寝室里躺下后回到客厅时说。
三房两厅的房子布置简单，儿子结婚后就有了自己的家，周阿姨前几年就退休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躺一下就好了，不用担心。”周阿姨大概看到杨文峰脸上有焦急的表情，就安慰他说。“老周都已经62岁了，前两年就应该退下来的，可上面领导死活不肯，说部门特殊，关键时刻可以放宽年纪限制。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超过60岁的在职局长吧。”
“奥运会后周局长会退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接班有些青黄不接，目前各个业务局都加紧培养三四十岁这一代的人接班。”杨文峰说到最后声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党委培养的准备接替周局长班的副局长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年纪，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后来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周阿姨说。
“哦。”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了。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在批斗中，少妇经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历史问题。原来那少妇的丈夫的父亲本来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匆匆撤退到台湾，没有把儿子一起带出去，后来儿子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乘着混乱成功偷渡到台湾，与自己的父亲相会，并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重视。那位丈夫确实曾经来过信，深情地说等大陆情况稍微安定就想办法通过香港接母子俩人出去一家团圆。不过每次台湾来信都是通过一位叫周玉书的政府官员转过来的。
疯狂的造反派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少妇，有一天少妇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轮奸了那位少妇。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周阿姨眼里的泪水只打转，神情悲伤地说：“那孩子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四川，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孩子没有亲戚收养，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