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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毒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子孙后代，你们他妈妈的八子……’”
“好！”那位眼角有痣的人学得惟妙惟肖，杨文峰仿佛听到了那位造假豆腐的老贫农满口粗言秽语的呐喊，忍不住喝起彩来。
“那提着电视摄像机的人眼明手快，马上把摄像机关掉，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那粒痣心有余悸地说，“可是，我们那位‘打假记者’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报社领导处分了他？”杨文峰好奇地问。
“处分他也不为过，不过报社领导抱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从轻处理了他。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哦，是吗？”
“我估计他在痛定思痛之后，走上了歧路，大概是打假成瘾了。从那以后，他开始把打假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报社和电视台这些宣传机构。”
“哦，是吗！”杨文峰忍不住看过水塘，饶有兴趣地注视了一眼那位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的长头发记者。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杨文峰不再追问，他知道，打假搞错了对象的话，被关到这里一点也不出奇。而那粒痣也没有再说下去，他很怕不识时务的杨文峰追问他，因为他不愿意告诉他，那位‘打假记者’是在疯了之后关近来的呢，还是在关近来之后才发疯的。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也是共和国的秘密！
“了解了他们的经历，再去观察他们就有意思得多，对不对？”那粒痣说。杨文峰不得不点点头，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那个姓郭的大律师，那个广东电视台的眼镜记者和那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又是怎么回事？”杨文峰急不可耐地问道。
第四章（7）
七
那粒痣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看了好一会，脸上露出笑容，随即摇摇头。
“没有想到，我今天碰上了一个知音，这些年你还是头一个和我有相同兴趣的人，呵呵！”
杨文峰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但他忍住了。那粒痣继续眉飞色舞地边指边讲。
“那个律师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师，本来他要是安分守己地当律师赚钱的话，应该会过得很好的，可是他的兴趣却不在普通律师的业务范围里，他专门去接那些并不赚钱的官司，有时甚至免费去为人家辩护。他代表的那些当事人，呵呵，让我怎么说呢，简直是社会的垃圾，是社会主义的垃圾。”
“那些垃圾是什么人？”
“无非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有些是海外偷偷回来的民运分子，有些是代表弱势群体抗争的危险分子，有些是……”
“我知道你说的垃圾是什么了。”杨文峰打断他。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出不起钱，呵呵，出得起钱雇请大律师的人谁还去反对社会主义，对不对？不久，这位郭大律师的生活就陷入了贫困潦倒之中。这当然都是我们计划好了的，我们不会让这样的大律师赢一场官司的，只要他赢一场官司，找他帮忙的人就会多起来，那样他会得寸进尺的。在我们的设计下，他终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那他怎么办？”杨文峰关心地问。
“其实路就在他脚下，他要是执迷不悟，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做了最后的挽救，我手下的公司介绍了一些赚钱的案子找到他，可是，嘿嘿……”
那个右眼角有痣的人停了一下，眼里有那么一刹那露出了不解的迷茫。
“可是，他竟然拒绝了，真是可恨！这些臭知识分子，臭律师，以为在我们的手掌心里还可以搞他们那一套清高？真是有眼无珠！”
“你把他怎么样了？”杨文峰急切地问，其实想一想就知道，这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对象此刻就在对面玩耍，就是杨文峰初次进来时碰到的那个白大褂院长。
“我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他只是执迷不悟，又没有犯法，我们是法制国家，我能把他怎么样？让他自生自灭吧。”
“你的意思是他后来自己发疯了？”杨文峰紧追不放地问。
“是的，这点我可以保证，”那人说，“他后来发疯了，有一天他的思想突然拐不过弯来，我的意思是在错误的歧路上拐不过弯来。据我手下那些暗中监视他的人汇报，有一天，当他接收了一个案子后，他认真地研究了那个回国青年的陈述。之后他突然把自己的法律文件都撕碎，把头发弄乱，然后对着苍天喊道：‘说得好，这年轻人说得好呀！我怎么想不到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哈哈，这位年轻人哪里是罪犯，又何罪之有？有罪的是我这样的人呀，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麻木不仁，每天还穿得人模狗样要去为人家辩护，辩护什么？我这个罪人，却整天要去为那些无罪的人辩护！啊，天理何在？”
黑痣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咽了口口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结果他疯了！”
杨文峰喃喃地说：“疯了好，他要是不疯我才觉得奇怪呢。”
“对，还有一位，就是那位你整天和他在一起的广东有线电视台的年轻人。”男人沉默了一会之后，突然兴奋地指着刚刚从餐厅走出来的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人。那人正是杨文峰当天进来后碰上的给他分享“食物”的年轻人。
“我看到你好几次都和他在一起，那么你应该注意到他的神经质吧？”
杨文峰点点头。“是的，我注意到了。”
“那是职业病！”然后那人问：“你注意到他的双手经常神经质地哆嗦，对不对？可你发现那痉挛其实是有规律的吗？”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的手不是哆嗦，特别是他的右手，其实是很有规律地定向抽筋。”
“哈哈，你观察得挺仔细，不错！”那人笑着说，“接着说。”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右手有规律的抽筋好像是受到谈话中的固定词语的影响，我前后观察了很久，发现只要在可以听见的距离内，如果有人的谈话中出现一两个诸如‘六四’‘民主’‘民运’等等词语……”
“敏感的词语。”那人总结道。
“对了，就是敏感的词语。他只要一听到这些词，他的手就有规律的猛地抽筋一次。”
“我说过，是职业病。”眼角有粒痣的人平淡地说，“广东省地区改革开放较早，和香港毗邻，我们中央也考虑迟早香港和广东是要合并的，问题是香港受英殖民地统治太久，很多制度性的规定和习惯无法一下子纠正过来。前些年，中央决定适当允许香港的两个电视频道进入广东地区。但是你也知道，香港的电视台特别是新闻节目经常冒出一些敏感的题材，什么‘六四纪念’，什么‘民主自由’以及报道我高层的‘贪污腐败’和‘争权夺利’等等，经过考虑，有线电视台决定招收一批年轻人，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他们的任务就是二十四小时监视在广东地区播放的实况转播的香港节目。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人指了指正在花园里和人家下棋的眼镜，在他们谈到他的短时间里，他的手至少抽筋了三次。
“他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听到香港的电视台里出现敏感的字词，那么就用右手马上切换节目，转到广东地方台的广告节目。”
“原来是这样，”杨文峰叹了口气，“我当时在广州，也纳闷，怎么香港人在播送到‘六（四）’时就马上说到‘洁尔阴’沐浴露，一提到‘赵（紫阳）’时就做飘柔洗发水的广告！”
“这工作其实也很简单，但是有时碰上敏感时期，例如六月份之前那段时间，我们规定的敏感字词确实太多，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一天值班八小时，那么那些值班的小伙子的右手就得在大脑的指挥下抽动六十次，而大脑在八小时内必须分辨出从眼睛和耳朵里传来的数万个包含敏感字词的语句。”
“难怪他会神经！”杨文峰恍然大悟。
“我们后来开发了电脑软件接手这个工作，但我们意识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时已经太晚了，干这个工作的年轻人几乎每个人都落得了程度不同的残疾，其中你的朋友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人抬出工作室的。”
“哦，真可怜。”
“他本来也是最坚强最敏感的同志，可是上次赵紫阳去世那件事彻底击垮了他。因为那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八小时内仅仅封锁和‘zhao’音有关的字就三百多起……他彻底垮了，是被人从工作岗位上抬下来的，抬下来时，他全身都僵硬了，但右手却不停的抽动！”
杨文峰看着花园里的精神病人们，心中升起一阵悲哀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