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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调节无须成本，这是道德调节的第二个特点。道德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它无须成本维持。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也是不花成本的。
道德调节的第三个特点是，道德的调节存在着局限。它对不道德的行为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道德的满足时，道德的作用便失效。捡到别人掉的东西还给失主是道德行为，一方面捡到者有道德满足感，另一方面会受到社会的表扬；如果不送回失主并被发现的话，则会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捡到的是一大笔钱，捡到者对是否还回给失主将有所疑虑，因为他道德的满足感或可能承受的谴责小于他捡到这笔钱的获利。另外一个例子是，自古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然而这与法律的实施相联系，在没有国家、没有组织的原始社会，我们假定这时是单个人的社会，如果有力量的人杀了人，有谁对其惩罚呢？人们可以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但没有力量对之惩罚。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产生，以弥补道德调节的不足。
哪种策略更能赢？
假定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约束行动者的道德规范。如果对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产生即时的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在社会中往往能给行为者带来好处。这表现在一次性的非合作的博弈中，行为者理性地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但是，如果存在重复博弈，参与者之间对不合作行为就会形成惩罚机制。
对囚徒困境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什么样的策略会赢？
甲乙不合作合作不合作（1，1）（4，0）合作（0，4）（2，2）
假定第一步双方均采取合作的策略，第二步有人采取不合作策略，而对方采取合作策略，采取不合作策略的人将有支付4，采取合作策略的人将有支付0。采取合作策略的人感觉自己不合算，他在第三步也会采取不合作策略。此时双方有可能进入均采取不合作策略的重复性的囚徒困境。因此，在第二步，采取不合作策略的人会考虑这样的结果。
这里涉及参与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对方的不合作策略。在博弈论里，有两个著名的策略。
如果一方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另一方随即也采取不合作策略并且永远采取不合作策略，在博弈论里面称之为触发策略，或称冷酷策略，英文叫trigger strategy。
如果对方知道你的策略是触发策略，那么对方将不敢采取不合作策略，因为一旦他采取了不合作策略，双方便永远进入不合作的困境。因此，只要有人采取触发策略，那么双方均愿意采取合作策略。但是这个策略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双方存在误解，或者由于一方发生选择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无意的，那么结果将是双方均采取不合作的策略。也就是说，这种策略不给对方一个改正错误或解释错误的机会。
第二种策略是，若你采取不合作策略，我也采取不合作策略，但是如果你采取了合作策略，我也采取合作策略。这叫“一报还一报”策略，或者称之为“针锋相对”，英文叫titfortat。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埃克斯罗德（Robert Axerold）主持了一次计算机比赛，看谁写出来的程序能够赢。参加者有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都详细研究过囚徒困境。获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拉波波特写出的titfortat策略。这个程序非常简单：第一步采取合作，接着对方采取什么策略，他便跟着做什么。
当然有多种策略，如对方采取了不合作，但自己永远采取合作策略，这个策略可以叫做“以德报怨”策略。这个策略对行动者最为不利，因为对方知道你采取这种策略，他会永远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因而理性的人是不会采取这种“以德报怨”策略的。然而，极端道德的人是超越理性的限制的，此时他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基督说：“爱你的敌人。”他们爱一切人而不会计算他爱的行动会给他带来利益或灾难，而是希望他的行动感化众生。
如果是有限次的囚徒困境，那么情况就不同于上述无限次的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当临近博弈的终点时，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加大，如果参与人以前的所有策略均为合作策略，并且被告知下一次博弈是最后一次，那么双方肯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
这可以解释许多商业行为。一次性的买卖往往发生在双方以后不再有买卖机会的时候，尽量谋取高利并且带欺骗性是其特点。而靠“熟客”、“回头客”便是通过薄利行为使得双方能继续合作下去。
道德作为“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
道德产生之后，它成了“文化基因”，它与基因一样可以遗传。学者达维肯斯（R。 Dawkins）发明了一个词meme，它与gene（基因）相对应，指某一群体的文化上的特质，或者说是文化基因。武汉大学的朱志方博士在《社会决策论》中将之翻译成模因，以与基因相对。文化基因（meme）有记忆和模仿的特征。
说道德是文化基因，因为它与遗传物质的基因有许多相同之处，它可以复制、遗传及变
异。
首先，道德可以遗传。道德的遗传通过“教—学”的关系来完成的。父母及周边的人通过其行为不自觉地将道德传给了子女，各种教育机构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传递德道规范。一代又一代，在学习过程中继承了前辈形成的道德。
其次，道德可以变异。变异意味着进化，惟有变异才能进化。道德是人类集体行动时面临集体行动的悲剧而产生的，当人类产生新的集体行动的悲剧时便会产生新的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和生物的进化不是变异在先，而是环境的变化在先，能够产生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得以生存。人类的道德也是一样，当新的生存悲剧产生时，产生新的克服它们的道德，群体才能生存下去，否则便灭亡。真正的悲剧不是不能克服，而是来不及克服。
第三，存在不同的道德，道德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严格说来，道德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不同的群体因道德的不同而相互不同，在历史上道德根植于宗教。大的范围里，我们用“文明”称呼不同的道德群体。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国际事务顾问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八大主要文明，它们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有时我们用“民族”来称呼具有独特文化的群体。我们说道德与国家是两种调节社会的工具，道德存在于宗教之中，而宗教比国家的起源更早。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世俗政权（国家）和神权（宗教）相互争夺权力的原因。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冲突表现出文明的冲突，目前最严重的冲突是在文明的交接点上，比如最近几年来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和战争。相同的文化及相同的道德意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相同”、“我与你不同”将人们分成群体，相同的道德群体内部尽管有冲突，但是遇到不同的外来文化的侵略
蚂蚁分工时，相同文化的人就团结在一起。中东六次战争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第四，基因载体努力复制自身，文化基因也力图发展自己。在生物学家看来，基因有很强的复制自身的动力。在蜜蜂和蚂蚁王国，蜂后和蚁后专司生殖，而工蜂和工蚁专门寻找食物。这有一个问题，对于工蜂和工蚁来说，怎么解释它们不繁殖自身呢？生物学家解释说：工蜂和工蚁自己繁殖的话，下一代的基因与自己相似的程度是50％，而由蜂后和蚁后来繁殖的工蜂和工蚁的“弟弟”、“妹妹”与自己基因的相似程度是75％。于是，工蜂和工蚁它们宁愿自己不繁殖。当然这只是一个解释。
对于文化基因似乎也是这样，一群体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文化基因发展壮大。不同文化的扩张必然带来冲突。基督教2000年来的发展，是与传教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基督教在自身的扩展过程中，是排斥异教的，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为了消灭异教徒。今天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基因在拓展自身过程中的冲突。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冲突剧烈的时候是在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向四周扩张的时候，努力压制其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