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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唧唧呱呱地说了一通西班牙语。格雷夫妇无奈地关掉了收音机。
同样是用那台收音机，格雷夫妇还得以收听到整个美国西部地区业余播音爱好者发布的消息。有一小段时间，尽管美国境内大部分其他广播电台都已经停播，田纳西州纳斯威尔的WWCR频道还在继续。他们使用的波段有三点二一五、五点零七零、五点九三五、九点九八五、十二点一六零和十五点八二五兆赫。托德在七点二兆赫附近频率的业余爱好者广播中受益最多。当然，他们听到的大多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五万的城市都发生了骚乱。大多数电台都在使用自己的发电设施，因为电网继续供电的地方已经非常稀少，只能覆盖几个零星的小片区域。在爱达荷州的博韦尔镇——这座距离格雷家农庄最近的小城镇——一开始危机的影响还没怎么表现出来。在附近的特洛伊镇，那里的锯木厂早在两个月前就变成了每天只有一班工人，而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营。附近的壳牌石油公司加油站只用两天就卖完了所有的燃油。在通胀急速恶化的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都度日维艰。而在博韦尔，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还比较有限。通胀率达到三位数的时候，当地的杂货店就已经被买空了。在少有甚至没有商品可以购买的情况下，美元的价值可以说徒有其名，没有任何意义。
就像美国其他地方的所有小城镇一样，博韦尔周边的人们也只能待在家里，整天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在爱达荷州的农村地区，席卷各大城市的骚乱好像发生在几百万英里之外。当时人们见面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看纽约那边发生的事情多可怕！”对托德而言，这话的语调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以前繁荣年代美国人谈论遥远国家发生的饥荒或洪水一样。听起来，当地居民好像下定了置身事外的决心，否认当前的混乱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只有当骚乱蔓延到西雅图的时候，格雷家的邻居们才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西雅图距离这里大约六个半小时车程。整个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但在帕鲁斯山区这种偏远的地方，还有一点时间可以作为缓冲。在这段时间里，托德开始做最后的准备。首先，他关紧了家里所有窗户上的钢制挡板并上了闩。玛丽抱怨说这样把整个房子搞得特别阴暗，让人觉得心情沉重。托德只是耸了耸肩回答：“我知道，可是没办法，过段时间你就习惯了。”下一步，他锁上了所有的门，都不再轻易打开，包括农场紧邻县级公路的大门、房子周围铁链围栏的门，还有房子的正门。玛丽建议他们把家里的电动小卡车和她的大众牌甲壳虫也都锁进车库里，把车上配电器的转子拆掉，以免被小偷开走。玛丽还建议托德和她一起去趟莫斯克，跟拉塔县民防协调官谈一谈。但那个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网络连接也已经被同时切断。他们最终决定还是不去，因为即使这样一次谈话会带来好处，也不值得为此消耗那么多宝贵的汽油，去莫斯克来回有六十五英里呢。另外，托德还担心那里也有发生骚乱的可能，尽管那里只有区区三万居民。
格雷一家还开始处理他们冰箱和卧式冰柜里面储存的东西。停电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不愿毫无必要地浪费宝贵的食物。托德有条不紊地把冰柜里的麋肉、鹿肉和大马哈鱼切成薄片，该腌的腌，该晒的晒，通通做成了可以保存的食物——这件琐碎又麻烦的工作耗费了足足五天时间。同样是为了应付电力短缺，玛丽主动承担了给家里所有镍氢电池充电的工作，这些电池将来可以用在手电筒和其他小电器上。因为他们家只有两个小充电器，这件工作也花费了几乎和制作腌肉同样长的时间。
他们不知道将来的情况会有多艰难，或者其他的求生小组成员会不会赶来，帮助他们一起保证这个避难所的安全，所以托德把地下室的木材储藏室全都塞满了。他对玛丽说：“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煞费心思看似周密的准备工作，却因为跑到外面柴草棚取柴火这种小事儿被人打黑枪干掉的话，就太可笑了。”为了以防万一，托德和玛丽开始时刻随身携带他们。4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他们还把和两把手枪配套的半数弹夹都装好了子弹。之前托德的计划是一年两次轮换这些弹夹，把此前一直装子弹的弹夹卸空，再把空着的弹夹装满，以免里面的弹簧失去弹性。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门进城，或去凯文·伦德尔家的时候，托德除了带上。45口径手枪之外，还会带上那支短管雷明顿870霰弹枪。他不用担心被捕，因为当地没有禁止携带装好弹药的武器出入公共场合的法令——事实上，爱达荷是为数不多允许居民在车辆中携带装好弹药的枪支的州之一。这里唯一的此类禁令，是在未经州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秘密携带枪支。不过，在爱达荷州，获得持枪许可本来就很容易。
美国邮政的表现令人吃惊，他们直到十一月初还可以定期递送邮件，本地邮件甚至还可以按时到达——远程邮递任务最多也只能说“有时候还可以”。格雷一家用多种方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首先，他们给自己的亲属写信，告诉他们自己这边一切都好。然后，他们给还滞留在芝加哥的求生小组成员写信，敦促他们“马上出发”。他们希望信件到达的时候——假设这些信件能够送到——他们的小组成员最好已经离家上路。在一番长谈之后，托德和玛丽决定预付八百美元的电费。他们同时还寄出了一张支票，足够支付未来三年他们农场应该缴纳的地产税。尽管现在看起来，当地政府可能在几周之内就会消失，他们还是觉得预交这些钱之后会更放心一些，他们可不希望像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亲戚那样，因为拖欠税款而失去了农场。给税务局寄送的支票金额不大，因为他们的房产加上周围的四十公顷土地，每年应交的税款也就是区区七百八十美元。不过支付了这两笔款项之后，他们手头只剩下二百二十美元了。为了购买和改造这座小农场，他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们开出那些支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所对应的美元正在迅速贬值，很快就会变成废纸。他们一致认为，与其看着这些钱蒸发掉，还不如花在有点用处的地方。
托德和玛丽走下山坡，默默走向家中的邮箱，托德腋下夹着自己的雷明顿霰弹枪。走到邮箱那里的时候，托德情不自禁地说：“这真可笑。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一家已经关门倒闭的银行寄一张支票，这家银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开门。支票上写着要支付的钱，基本上已经一文不值，收钱的那些机构呢，收到这张支票之后，可能过不了几天也解散了！”他本来觉得自己说的事很可笑，但玛丽并没有笑，她面无表情地把信封塞进邮筒，关上门，把提示邮递员的旗子竖起来，转身走回他们的房子。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
骚乱开始后的第四天，保罗和保拉·安德森夫妇——格雷一家南边的邻居——登门拜访，说他们要去儿子那边“凑到一起过”。保罗的儿子经营着一个大型养牛场，在肯德里克附近，博韦尔南边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安德森夫妇允许格雷夫妇在他们离开期间使用他们的房子、谷仓、供水设备、取暖用的木材、草料和草场。托德对保罗·安德森说：“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很可能不会用到您农场里的东西，不过在您离开期间，我很愿意在可能的时候留意您的农场。”保罗·安德森对托德表示感谢，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这是我儿子肯德里克那边的电话号码，等这边电话线能用了，给我们打电话吧。”但是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安德森一家。
另外两个附近农场的邻居也在类似的情形下离开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会在离开之前停下来说声再见。看到他们手忙脚乱收拾行装的样子，托德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跟邻居们好好告别。县级公路对面的那家邻居——就是克拉博一家——远远地向玛丽挥手告别，那时候他们正开着满载的福特小货车，挂着拖车，慢慢驶出自己的农场大门，运走最后一批行李。玛丽后来告诉托德说，她觉得那个场景很像电影《愤怒的葡萄》里面的情节。跟安德森一家一样，克拉博一家也是从此再无音信。
那段时间，托德和玛丽常常听到人们说“凑到一起过”，这在玛丽CB收音机的各个频道上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两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