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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阿根廷专家来自毕马域会计师事务所，名字叫做菲利浦·Y·博尔德罗，他提供的有用信息比那个俄国人多得多。他讲起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那时候的月度通胀率超过了百分之百，他还讲起了二〇〇二年的经济危机。随后他又说起劳尔·阿方辛总统的货币兑换法令，以一千比一的比例兑换旧币。他说，当时他们公司不得不每天计算汇率，以回避通胀造成的损失。涉及大型交易的时候，甚至一天计算两次。他详细描述了公司内部的运营方式，包括如何把资金存入“当日账户”，以及如何尽快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以免它们被“厄尔因佛诺”吞噬。“厄尔因佛诺”是当地人对通胀的称呼，本意是地狱，意思是说，通胀是用邪恶的火焰吞噬阿根廷比索的无底深渊。
那个俄国人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一进门就大声道歉，说什么飞机晚点之类的理由。托德自言自语地说：“胡扯！他就不能提前一天到吗？住宿费我们都给报销。我们给了这家伙两万美金，他都不能准时一次！”
坐在他旁边的经理听到了，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那位阿根廷专家冷静而含蓄，但这位俄罗斯专家完全相反，非常喜欢夸夸其谈。他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讲到俄罗斯会计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方方面面。他的讲述很快就变成了关于行贿问题的闲扯：向莫斯科警察局行贿，向税务局行贿，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行贿（它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克格勃），向俄罗斯大众“行贿”。
不过在有些问题上，这个俄国人还是能说到点子上。比如，他就非常直白地说：“你们得搞清楚，现在市面上什么币种最坚挺，一有机会，就把资产兑换成那种形式的外币，不然你的本币资产就会缩水。我们在俄罗斯经历过百分之一千八百的通胀率，持有卢布超过几天时间就是发疯。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只是当时啊——绿票子是最好的避风港。至于说现在嘛，我就搞不懂了。可能是欧元吧，也可能是瑞士法郎。但绝对不是美元，美元现在太垃圾。你看最近美国的通胀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而且还在上升。真的，你们得赶紧抛弃美元，把所有的应收账款全部兑换掉，不换就是对不起你们公司的客户，也对不起你们自己。”
托德到最后都没记住那个俄国人的名字，反正相当长，读起来非常拗口，只记得最后两个音节是“斯基”。那位什么什么斯基刚进来没多会儿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马上让托德警醒了起来，坐直身体静听。“你们的警卫到哪里去了？大堂为什么不派人站岗？你们绝对得加强警戒！别看你们现在处理的都是账簿、U盘、硬盘上的数据，很快你们就得搬着大批现钞进进出出。你们必须得雇几个带枪的大块头守在这儿。找那些长得最难看、块头儿最大的家伙，配上看上去最生猛最凶残的枪，车库最少要一个人，大堂一到两个。相信我，这点你绝对不会后悔！”
午宴之后，在长长的会议桌另一端，有人委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公司每天都在自行计算各种货币的贬值幅度，那么累积起来的差额，具体该怎么记入账簿呢？菲利浦·Y·博尔德罗正打算回答，就被那个俄国人抢去了话头。俄国人的话让包括托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说：“编呗！随便瞎编一个听上去站得住脚的理由就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本身就是瞬息万变的。谁会在乎那些细节？你的账目说不过去的时候，编个理由就可以。”
这时，老迈耶清了清嗓子，发话了。很明显，他对俄国人的说法非常不满。他反驳道：“我们绝对不会‘瞎编’任何东西，我们会完善我们的会计业务流程，找出最好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我们会建造严密的计算机模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建造市场趋势预测模型。”在这之后，那个俄国人几乎一整天都没再开口。很明显，老迈耶在俄国人身上投入的两万美金很不值得。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人们本想通过开会解决的疑问依然如故。
第二天一早，托德乘坐清晨五点三十分的飞机返回了西雅图。
空中小姐打断了托德的沉思，她正在沿着过道检查行李架，以免有顾客遗忘了物品。托德站起来，从头顶的行李箱中取下自己唯一的一件随身行李，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去芝加哥的时候从不托运行李。
因为不需要领取托运的行李，托德下飞机后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坐上了自己的道奇皮卡。停车场就在普尔曼－莫斯克机场外的马路对面，取车很方便，跟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完全不同。那边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光通道就有几英里长，取行李的转盘有几十个，停车场也有好几平方英里，停车一天就要收你二十美元。五十分钟后，托德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农庄门口，索娜迎了出来，在车旁叫着、跑着、摇着尾巴。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
玛丽从前门出来，给了托德一个长长的拥抱。在托德取出行装的时候，他们聊着最近发生的一切。
危机来临之前早有征兆。早在世纪之交，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已经失控，债务和赤字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到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政府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投入资金救市。赤字更加泛滥，债务问题蔓延的速度惊人，扭转这一趋势的难度又的确太大，所以人们选择了无视。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发布过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里面提到，当时，就算只是为了支付国债的利息，也需要用上联邦政府全年度百分之百的个人所得税、百分之百的公司所得税和营业税，再加上百分之四十一的社保税。危机爆发之前，国债的利息已经占到了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六。
政府的债务以每天九十亿美元的幅度剧增，相当于一秒钟增加一万五千美元。官方公布的国债总额是六万亿美元，而非官方的国债总额，包括过期未偿付的债务如退休金、长期债券和军人养老金等等，总额超过了五十三万亿美元。即便是保守的官方数字，也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并以每年百分之十八的复利率增长。当年中央政府新增债务的规模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时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但经济停滞、利率飞涨、通胀率居高不下，三重压力让总统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他依然乐观地宣称正在着手“消除赤字”，但私下里，他也承认现有的低赤字是通过把越来越多的支出项目放在“预算之外”的方式实现的。在无数的会计技巧和移花接木的手段背后，真正的财政赤字一直都在攀升。各级政府产生的财政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当年七月份，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和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磋商。美联储主席指出，即使国会可以平衡政府收支，政府的负债规模还是会以不可抗拒的势头迅速扩大，因为以往债务的复利率负担太重。总统先生对分类收支账目表和统计数字没什么兴趣，他的国家在经济数字方面表现还不错，股市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新高，要顺利完成自己的任期，只要继续例行公事得过且过就可以了。于是总统并没有费心去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反而启动了又一轮大刀阔斧的信贷刺激政策，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救助，对抵押贷款债券的救助，再加上他一贯情有独钟的城市核心基础设施改造，甚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也加大了投入规模。
在欧洲，国际银行家开始公开表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因为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到了八月中旬，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对《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位记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短短数小时之内，他的评论就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国债的全面违约，看来已经迫在眉睫。”他终于说出了人们一直都在担心的那个“D”打头的单词：Default。而且，他在说到“违约”的时候，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成语“迫在眉睫”！这让美元汇率在第二天的全球市场上经历了一轮惨跌，美国国债的销售也就此一蹶不振。从日本央行开始，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机构纷纷开始抛售名下数以万亿计的美国国债。他们中再也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美国长短期国债，美国长期国债的售价很快就开始按照票面价值两折出售。
接下来的动向，就是各种类型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不约而同地抛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