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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私生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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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不算农业税收,光一年的商业税收,就足够朱洪武和他的手下、无忧无虑的坐吃十年了。

杨逸这次没有直接谈海贸的事,他还需要回东京去做做蔡京、章惇他们的工作才行;而且他作为朝廷官员,也不太适合和林如海探讨这些。

由韩狐狸来和他打交道更合适,不是吗?

第三卷 第306章 朝议治河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时间进入文昌元年二月,杨逸带着一家老小徐徐北返,沿途游历湖州、苏州、太湖、无锡等地;杨逸带着清娘她们,流连于苏州那悠长的雨巷,看那泼墨山水画中闪过的油纸伞。

或相携于古色古香的小镇,在临水的屋檐下,细看薄胎青瓷瓶上的花纹。

或荡舟于古老的拱桥边,看河对面升起的袅袅炊烟。

或躲于谁家马头墙里伸出的芭蕉叶下,看河上飘落的空蒙细雨中滑过的乌逢船。

清娘眼中的笑意活了整个江南的初春,腮边的梨窝醉了两岸红花绿柳,偶尔研墨提笔写下的那些小令,细腻如羞花沾落地、婉约如湖面上的青山倒映。

清娘的诗、琴操的琴、湘弦的舞,让杨逸感觉走到哪里都是人间天堂。

吴山青,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送迎。

一江烟雨晴。

歌一程,舞一程,

罗带春风结同心。

携手画中行。

到了扬州,杨逸接着刘青蔳的一道诏书,不得不抛下妻儿老小,独自快马赶进京。

诏书上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有关西北,随着仁多保忠、嵬名阿吴相继出任宋军骑兵主将,卓啰和南军司都统军乞力刚突然率众归附大宋,“贺兰贼”不断壮大,而辽国又自顾不暇,无力顾及西夏,西夏的局势越来越乱。

朝廷打算趁此机会袭取凉州,进一步夺取河西走廊。

另一件事,今年的河北、河东、京畿、陕西裁撤厢军的工作已经展开,朝廷并有意从裁撤下来的厢军中招募十万劳力,拉开治理黄河的大幕。

这每一件事对大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掉以轻心的,因此刘清菁才紧急诏令杨逸回京。

治河的大幕终于要挂开了!

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严重,五代各王朝战乱不休,长时期无人关注治河筑堤等事宜,这就造成了有宋一代黄河下游地区屡屡决口,给大宋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大宋立国以来,中下游地区发生决口事件已越过70次。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决于滑州韩村,东南流至徐州入淮水;此后,黄河又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天禧三年(1019年)、天禧四年,三次决口,河水夺淮,其中天禧四年的决口历时七年,泛滥郡县三十余个,被视为历史上黄河第七次较大改道。

到仁宗庆历年间,黄河决于澶州(河南濮阳市)之商妇埽,河道自大名改向北流,经冀州至乾宁军(河北青县),而入海。

十年后,于仁宗嘉祐年间,又因在大名、恩州之间决口,遂又派生出流向德州、沧州至无棣县入海的一股。

从此黄河下游分作北流和东流好几股。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拉开了改革的历史大幕。

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农田水利法。

他当政后,不管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如何反对,果断地把二股河开修疏浚,把东流疏通后,把北流给堵住了;在完成了这件事之后,他还在开封设置了一个“疏浚黄河司”,派人专门负责长年疏浚黄河,以防止泥沙淤积。

此举遭到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大力阻挠和破坏,当时文彦博在大名府为官,认为王安石疏浚黄河的行为“天下指笑,以为儿戏”。

并数次上书说:“浚川司浚河身,始末尽在河底,深浅固难详。”

这话就是说,你疏浚黄河,河道是不是变深了,泥沙被冲走了多少,咱们也没法潜到水底查看,这么干只会让天下人笑话,停了吧。

有些人反对理由更充分,哪怕只是局部地区的疏浚整治,竟也深恐因聚众治河,会引发大的叛乱;别的不说,秦始皇修长城,致使渔阳鼓响;

隋炀帝挖运河,致使天下群雄并起;这都是前车之鉴啊!因此,咱们还是什么也别干的好!

这样安全。

更有甚者还说“开河(即浚治黄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意思就是说治理不治理都一样。

很好,很强大!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家一定不在黄河边上!

治理了,有可能引发河工闹事;不治理,反正冲不到我家;

因此还是不治理的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裁军他们怕叛乱,治河他们怕叛乱,然而再没谱的意见,一旦强大的一种程度,他就是真理,他就能起作用。

疏浚黄河司最终被撤销,治河工作停滞下来。

至元丰四年,黄河在澶州小吴埽决口,北注御河,大致沿着王莽河故道入永济渠,经清河等若干州县后入海,摧毁农田不计其数,损失极为惨重。

同时东流水势大减,河道淤塞更加严重,黄河总体上又恢复了北流的局面。

元祐年间,由于朔、洛、蜀几党忙于内斗,加上财税日渐缩水,冗兵、冗员日多,治河工作成效更差,使得水患频发。

这一次次血的教训,让革新派不得正视治河工程,现在革新派执政也有好几年了,几年来把外部环境犁了一片,至少不用再多提心辽夏趁机进犯了,治河工程便正式提上日程。

杨逸回到东京时,正好赶上一场热烈的治河朝议。

庄严的金銮殿上,百官齐聚,共议治河事宜。

都水监勾当公事李承宗一上来就提出,把今年裁下来的二十万厢军全部征调为河工,并在全国开征河役免夫钱。

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例。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元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例,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旦有事,京城瞬间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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