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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天或前天那个样子了。步兵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我军火炮和机枪刚一开火，他们就调过头去，跑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的火炮却一直轰击着我军阵地。
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来到我的观察所。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战场上，便把午饭也带来了。我们在灌木丛旁一起进了午餐。斯特罗加诺夫通知我说，由于敌人在我团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我的预备队将消耗殆尽，他已命令第45团的一个营赶到这儿归我指挥。
旅长和政委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战场上横尸遍野的情景，很是吃惊。他们说，高尔察克把他的全部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妄图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我军、重新夺回乌拉尔。几天来，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北和南方战斗频繁，双方各有胜负。我集团军第26和第27师在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波列扎耶沃车站的铁路线一带，正在艰难地阻击白匪的进攻。我师主力正向东南方向运动，准备对敌军里雅宾斯克集团实施突击。
经他们这么一讲，使我对这个地段上战斗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右翼是谁？”我问旅长。
他犹豫了起来，沉默了一会，说：
“步兵第35师的部队正在靠拢。”
斯特罗加诺夫又待了一会，便回旅部去了。戈里亚奇金和我一直呆到晚上。作为党内同志交心，他告诉我，第35师第2旅旅长科托明带着一些指挥员（沙俄旧军官）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骂到：
“嘿！……这帮败类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和他们算帐不可！……”
“是的，你也看到，我们只好加倍警惕……”然后，他又问：“你那儿旧军官多吗？”
我们团只有3个旧军官。但他们都象不久前牺牲的谢尔盖耶夫一样，是好样的，我可以替他们担保。
“你瞧，”戈里亚奇金说：“你现在没有政委了。”
“您大概会很快就把政委派来吧！至于说到有人要在我们背后捅刀子，那我们的红军战士决不会答应……杰尼索夫的工作暂由伊万·普罗克希茨代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有威望的共产党员，团里所有人都认识他。”
旅政委走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多保重……”
我决定把前来增援的1个营放在前沿阵地，而把共产主义营留作预备队。我这样决定是要个花招对付我的上司的。如果我把“人家的”营留作预备队，那么，上司随时都可能把这个营从我手里调走。而如果我把该营放在前沿散兵线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营撤回，同时，预备营也就不会受到触动。
7月29日，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毫无成效的进攻。可以感觉出，敌人在惨遭几次损失后，无论是部队的士气还是体力都一落千丈。甚至敌人的炮击也变得稀落起来。看来，炮弹也快打光了。
中午时分，斯特罗加诺夫打电话来，下令从7月30日清晨起转入进攻。任务是：占领穆斯柳莫沃，继尔向米阿斯河畔的米阿斯基镇进攻。
进攻战役计划早在防御战期间就已想定。
发起进攻的前一夜，我们对敌战斗队形进行了详尽的纵深侦察。拂晓前，侦察员们带回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左翼，我侦察人员巧妙地潜入白军各战斗队形之间的缺口，深入到穆斯柳莫沃村，又悄悄地返回。
我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我左翼营绕过乌列克塔湖边的高尔察克部队，前出到穆斯柳莫沃村。在其它地段上，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的突然进攻，开始撤退。全团抓获俘虏约400名，缴获机枪6挺。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整个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已全面展开进攻。
穆斯柳莫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所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而现在已是1942年10月14日。
我一觉醒来，直觉地感到面临着危险。夜晚就象一瞬间那样逝去了。我甚至觉得，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还没有离开我的床铺似的。但天已大亮了，看来，我睡得相当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空前残酷的一天又来临了。
2
奥尔季纳列茨·鲍里斯·斯科尔尼亚科夫给我倒了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完，便走出掩蔽部。耀眼的阳光使我一阵目眩。刚出来，迎面遇上了司令部和指挥所的警卫长格拉德舍夫少校。我们一起往北走了几十米，来到司令部所属各处的所在地。它们被安置在勿忙挖成的掩壕里、或者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右岸上的窑洞里。
有个窑洞里放着一个图拉茶炊，烟囱是自做的，冒着一缕细烟。旁边坐着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他是图拉省人，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和自己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