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吱呀哥族长的辈份要比麦地族长高一辈。麦地族长见老爷子越说越来气，也不敢顶嘴，只是十分地不服气，兀自把头摇得更快了。赫父和麦地是邻居，麦地族长也是大家一致推选的下一任酋长候选人。赫父族长想替麦地族长挽回些面子，这时不紧不慢地说：
“吱呀大哥，我倒是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Econ部落现在有些衰败的气象，跟您老人家当年的路线有关。想我Econ部落的人都好打抱不平，当年出了位大侠，江湖上都尊称他为凯爷，凯爷不仅武艺高强，还爱仗义直言，出谋划策。您当酋长那阵子，您族里也出了个大侠，人称弗爷。弗爷专爱挑凯爷学艺不精，他逆炼经脉，居然最后比凯爷的武功更强。可是弗爷从不允许他的弟子行走江湖，只许他们在家里照口诀练功。他老人家自己过瘾了，江湖上Econ部落的名声可是大不如以前了。”
吱呀哥族长摆了摆手：“那些江湖恩怨，现在说他作甚。可你说我们没有弟子行走江湖，可是冤枉啊。前几年东欧、中亚、南美、东亚，不是都有我们吱呀哥小子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吗？最近有个四担福族里的怪人，在江湖上走了两三年，回来之后竟然性情大变，专门批评Econ部落的同门。兄弟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于我们自己不团结啊。”
吱呀哥族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扫了其他四位族长一眼。席间忽然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四担福族长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欠身而起：“四位大哥，时候不早了，我已经约好今晚有个饭局。Politics部落有位长老来谈合作办学的事情。”其他几位族长也应声道别。赫父族长慌忙起身，拱手送别各位族长。
出得门来，雪下得仍急。赫父族长踏雪而归。夫人已经在家中温好了酒菜。赫父族长坐到桌前，拿起筷子又放下，忍不住长叹一声。夫人忙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赫父族长讲述了今天聚会的情形。夫人如释重负：“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们大老爷们，这种事情还拿得起，放不下？天天说分工啦、合作啦。该分工就分工，该合作就合作，愿意娶过来就过来，愿意嫁出去就出去嘛。都不是小孩子了，过得好是人家自己的事，过不好也用不着你们操心。我倒觉得跟外边有娶有嫁挺好的，麦地家刚生的那几个混血儿多漂亮啊——哎，听说在Psychology家的那个大外甥挺会给人算命的，什么时候跟他说说，让他也给我算一卦？”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4节 难题还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
《万科》周刊
赵晓
学界奇才
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像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
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与我握手，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一文。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
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宏观经济研究组广泛引用。
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以及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
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老实实地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却被他批成了侏儒。
读者朋友应该想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甚为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捧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厚道。
“造反派”风格
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
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20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本国的贸易壁垒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贸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
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使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