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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芬螅窈罅甘惩彻汉团┐逋诚安宦鄹呒渡缁虺跫渡纾话阋陨缥ノ唬�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社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社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对上述规定作出补充规定，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提出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购一部分粮食。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对统购统销办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使统购统销政策逐渐趋于完善。
统购统销主要是从当时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的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的进行，对于稳定物价和社会秩序，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安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统购统销毕竟是我国工业化初期短缺经济的产物，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抑制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土改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失误，以及出现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后控制过严的情况，但由于国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在生产建设上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从而使农业生产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
·第三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生产关系调整
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给人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部分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加强主观努力，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所出现的操之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的问题尚未克服的情况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在农村掀起。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胜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下，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再加上党的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加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我国农业生产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挫折。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年初，在所谓批判“右倾保守”和扫除“暮气”的思潮中，提出要用15年或20—30年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认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即将到来，提出要夺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跃进再跃进”的呼声甚高，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在这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工农业生产指标明显偏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大跃进”的气氛不够浓，运动发展得极不平衡，于是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继续开展所谓“反右倾”、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运动。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根据所谓“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对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已经明显偏高的经济指标又进一步加码。按照“第二本账”，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15。2％，粮食总产量要增长12。1％，棉花总产量要增长27。5％。在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的引导下，各省、地、县互相攀比，“摆擂台”，有的地方提出一年之内实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000公斤，有的地方提出当年粮食亩产达到5000公斤。
1958年下半年，国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作了重大修改。要求至“二五”计划末即1962年，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比1957年增长3倍以上，其中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亿吨，棉花总产量达到750万吨。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大跃进”运动中，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日夜奋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继“大跃进”运动之后，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席卷中国农村。1958年上半年，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对所谓“大跃进”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不致力于克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反而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过小，不利于组织和发展生产，不利于迅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于是颁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问题的意见》，随后各地相继掀起了并社高潮。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提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有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片面强调公有化的范围越大越好，在组织措施上促使一些穷社、穷队“共”了富社、富队的产；片面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以村为单位吃集体食堂。因此，“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把农民引向虚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空前巨大的破坏。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受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均以15％以上的速度下降，1960年仅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41％，低于1952年水平（3088亿斤）。棉花1961年仅1600万担，比1958年减少5122万担，还不到1951年产量的一半。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下降，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城乡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城乡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自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有所察觉，并试图进行一些纠正。一方面在理论上确认，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承认现阶段应当保留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制度和价值法则；另一方面，着手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纠正各生产队之间、农民个人之间收入“一拉平”的倾向，纠正平调生产队的财产、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的情况，逐步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这些纠正“左”的错误的原则和政策措施，虽然不彻底，但对刹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