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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战略产业，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生产，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为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期间，也曾有过失误，农业发展也曾遇到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困难局面和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我们党面临的头等大事。西方一些人曾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新生政权会因此而垮台。要解决广大人民吃饭的问题，就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出发，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根据各地的生产成本规定最低收购价格和棉粮、麻粮比价。电子书下载，保证了农民的收益，积极发放农业贷款，粮食生产得以逐步恢复。到1952年，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一系列发展农业政策和措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年的恢复，195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390万吨，比1949年的11320万吨增长44。9％，平均每年递增13。1％，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粮食最高产量15000万吨的9。3％。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大城市粮食供应、平抑粮价和打击不法商贩，国家在大规模组织粮食调运的同时，提出了“储备粮”的设想，并在重要城市建立储备粮库存。这些措施为国民经济恢复期间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保障。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为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国家增加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财政支农资金。1957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要求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这对于推动各地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粮食总产量1957年达1959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年均递增3。5％。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比1952年增长6。3％。
同时，为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3年对粮食、油料，1954年对棉花，1955年对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和派购制度。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为了应付灾荒和各种意外，国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1955年，国家开始从粮食周转库存中划出一部分粮食作为储备粮，并且划定储备仓库，拨出储备资金，建立国家备荒储备粮，即“甲字粮”。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粮、油、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鉴于粮食的紧张状况，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5％的政策不变。同时，通过实施减少粮食征购，适当调整农业税税率，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一系列调整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在1962年略有回升的基础上，取得了从1963年到1965年的较快增长。到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9543万吨，比1960年增长35。6％，接近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束缚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但在1971年到1975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比例失调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持，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75年，粮食总量达28452万吨，比1970年增长18。6％。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关心粮食安全。邓小平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党的近期政策目标是立足于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决定》提出，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提价政策的实施，给长期没有积极性的农民注入了动力，并因此开始缓解了全局性农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5个1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快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获得了连年丰收。1979年到1984年的5年中，我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递增8。9％的速度发展，其中种植业年增长6。61％，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0亿公斤，棉花1300万担，彻底摆脱了粮、棉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食物多样化发展较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到20世纪末，中国农业基本进入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
1985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全面放开除蚕丝、药材、烤烟外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等132项农副产品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的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全面兴起和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大量农业资源要素开始从粮食生产向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转移。同时，1981—1984年粮食连年丰收，使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过关了，对发展粮食生产有所放松，出现国家投入不足、粮食合同定购价格低、“卖粮难”、“打白条”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造成了1985—1989年粮食总产连续五年徘徊在8000亿斤左右。
进入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明确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1992年12月24日，江泽民在武汉召开的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解决。在中国，粮食始终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着人民和国家的安危。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一系列农业产销政策来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中主要的政策措施有：首先坚决层层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再者，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经历5年徘徊以后，在1990—1993年4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989年的8151亿斤提高到1993年的9129亿斤。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