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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把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6年下发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1号文件，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发展。
一、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针对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在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列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一。2004年9月，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这20个字，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2006年初，中共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要求各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主要表现在：
其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总的要求是：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农村水利、道路、电网、通信、安全饮水、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劳动力技能培训、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事业也有了很大改善。
其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业支撑。中央从多个方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二是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鼓励商贸企业、邮政系统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推进农村市场建设。三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增加种粮收益，不断提高生产能力，适度利用国际市场，积极保持供求平衡。四是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五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六是加快发展循环农业，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其三，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村体制机制。中央进一步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征地制度和农村金融体制等多方面配套改革的部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新的命题，但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更是我们党坚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生动反映。
二、农村税费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
从2000年到2003年，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农村税费改革由局部试点在全国推开，为全面推进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03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保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扎扎实实，经得起检验。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在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要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央将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由此，农村税费改革由“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
2004年，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的税率，还选择了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和购置农机具的补贴。“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0亿元。2005年，又全面取消牧业税，同时加快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步伐，并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区自主进行免征农业税的试点。当年上半年，已有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4个省市区中的多数县市免除了农业税。正式取消农业税，已是水到渠成。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2000—2005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1250元。在此期间，为了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且不反弹，确保乡镇结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830亿元。
农业税的取消，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一次历史性变革，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带动了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的调整。
在农村改革中，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公共行政的原则，乡镇政府应该履行哪些职责，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适应保障公共服务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公共财政如何有效覆盖农村，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2006年9月1日至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部署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指出，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议强调，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试点，暂不具备条件的省份要进一步扩大市、县试点范围，力争5年期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10月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次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