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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
一例。公元前 １９６ 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
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
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②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
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
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
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
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
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 1 卷，第 160—161 页。
② 《史记》卷八，第 38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397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
约和伦敦，1961）第 2 卷，第 114 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
1956），第 83—89 页。
贡》篇，《山海经》，③《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
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邹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
之外有八极。①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
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
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
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
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②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末，在
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
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
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
的。③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
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
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
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
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
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
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
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
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
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
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
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 3 卷上（牛津，1893），第
150 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 10、11、12、13 和 18 篇）。
① 《吕氏春秋》十三，第 1 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 4 — 6 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
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 1973 年博士论文，第 49 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19 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1—12
页；李雅各：《书经》，第 74 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
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 20、 292 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
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 142—149 页（禹贡）；《国语》上，第 3 页；孙诒让：《周
礼正义》64（卷十八），第 90—95 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 80—84
页。
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
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①公元前 ２２１ 年，一
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②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
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
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
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
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
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 １１７ 年，武帝说扬
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 １４ 年，王莽试图系统
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①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 ５１ 年，
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
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
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②按照五
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须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
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
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部分。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
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
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
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
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
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①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
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
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 1—19 页。
② 《史记》卷六，第 23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25 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 2759 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4137 页，
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 71（卷二十），第 80—84 页（见前第 408 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