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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
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
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
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 １ 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
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 ７５ 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
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①他意识到，光
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
理政府。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第五伦批评他
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
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
能都是没有道理的。公元 ５７ 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公元 ３８ 年），
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公元 ６０ 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
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②
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
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③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
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
的。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
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
己遭到惩罚。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
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
① 《后汉书》卷四九，第 1657 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
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 218 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② 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
第 19—20 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4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
报》，51（1979），第 53—7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00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 1482 页确定日期为公元 77 年。第五伦任司空，
见《后汉书》卷三，第 130 页。
② 《后汉书》卷三一，第 1406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
第 33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09 页。
很充分。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
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
况（公元 ７０—７７ 年）。①我们还具体地得知，５００ 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
禁中被鞭笞致死。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
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
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但
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
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②
我们还得知公元 ７６ 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
严厉。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
职位谋取私利。③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 ８４ 年，才颁布
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④
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
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⑤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
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
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⑥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
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
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①
第五伦于公元 ７５ 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
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这个地区非常富庶，
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
富，只看忠诚与否。这样就避免了腐败。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
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②把这样的例子当
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
治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８７ 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
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
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
措施。③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
① 见本书第 3 章《新皇室》。
② 《后汉书》卷八一，第 268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49 页。
④ 《后汉书》卷三，第 146 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 76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12 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 13—14 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
五，第 1445 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⑥ 《资治通鉴》卷四五，第 1445—1446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 124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8、1401—1402 页。
③ 《汉书》卷九六，第 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
导言》（莱顿，1979），第 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159、193 页；
本书第 2 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④
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
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
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
不久以后，公元 ７７ 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
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
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
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①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
的效果。公元 ８３ 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
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
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
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②
公元 ８９ 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
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
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
的榜样。③
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
这一方面看出。公元 ８６ 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
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
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
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
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