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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 １０００ 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
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
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①
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
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 １７、１８ 和 １９ 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
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
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和根
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
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
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
落。
在决心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
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
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 １７８１—１８４８ 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定原始
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 １７０５—１７５５ 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
元 １８４２—１９１８ 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
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
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
① 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刘知幾和司马光》，载比斯利和浦立本：《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
敦， 1961），第 151 页以后。
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人
民共和国的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
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
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
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地是出于
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
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
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１９５７ 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
的小册子（１９７３ 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
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 ２０ 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 ７３５ 年就有一部
《史记》被带往日本。７５７ 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
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 ８８９ 至 ８９８ 年藤原
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 １６００—
１８６７ 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
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
是 １９３２ 至 １９３４ 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
及顾颉刚本（１９３６ 年）和杨树达本（１９３５ 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
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
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
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
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①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
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
富的秦汉简史；西嵨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从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
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①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 ２２０ 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
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
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
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
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
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
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
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
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
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
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
① 藤田至善：《后汉书语汇集成》，3 卷（京都，1960—1962）。
① 西嵨定生：《秦汉帝国》，第 2 卷《中国历史》（东京，197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第 2
卷《图说中国历史》（东京，1977 年）。
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
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 ５０ 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
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
元 ２ 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
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
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
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
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订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
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
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
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
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
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
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
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
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
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
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
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
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
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
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
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
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
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
到公元 ２ 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
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
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
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 ９０ 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
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
特别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