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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 ６５３ 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译文。已经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书，
一种为 １９７７ 年版，另一种为 １９７８ 年版。本章脚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 １９７８
年版本。①前面所引的律和其他法律著作都取自这本书所载的文字。但除了所
载的这些文字外，现在还应补充何四维译出的全部文书的极佳的英译文，见
《秦法律残简》（１９８５ 年）。何四维更早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有价值的论文包
括：《１９７５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６４：４—５（１９７８ 年），
第 １７５—２１７ 页；《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载迪特尔？艾克米尔、赫伯特？弗
兰格合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１９８１ 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载
Ｗ？Ｌ？伊德马编：《莱顿汉学研究》（１９８１ 年）；进一步的英语研究著作和
译作迄今包括：卜德的《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１０２∶１（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５ 页；卡特里娜？麦克劳德、罗宾？耶茨合著：
《〈封诊式〉译注》，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４１∶１（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１１
—１６３ 页。
除了少数例外，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家一致谴责秦朝，认为它未受教化，
甚至“野蛮”，也谴责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冷酷无情地使用法家权术。因
此，关于传统的和现代的史学家对秦代态度的一个相当近期的调查只列举了
两个强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学者，一为柳宗元（公元 ７７３—８１９ 年），一为王
夫之（公元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 年）。见李幼宁编：《秦始皇：历史编纂学的政治》
（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６—１７ 页。
① 见卜德：《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2（1982 年），第 1 — 2 页。
但是，从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现代史学家的意见更加纷纭了，而寻找正
面人物的倾向日益加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这种倾
向在 １９７２ 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许多说明这种变化的倾向的著作中，最
最具有学术性的是杨宽的《秦始皇》这部比较早期的著作（１９５６ 年），尽管
此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秦的兴起，他的观点依然部分地是
传统的。作为对比，洪世涤把杨宽的著作加以普及，倒是颇有启发性的，洪
的同名著作首先在 １９７２ 年出版，第一版印数为 １３０ 万册（杨宽的为 ２５０００
册）。
洪世涤的著作，较短，不引经据典，而以远为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
题目。Ｋ．Ｃ．马博士和张保民（音）博士将此书译成英文，收于李幼宁的《秦
始皇》中；关于杨、洪两人著作的比较，见该书第 ３８ 页以后。又见何四维更
早的精采综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帝国的起源和基础的论述》，载《中国
季刊》，１９６５ 年 ７—９ 月，第 ７８—１０５ 页。应该补充的是，在毛泽东于 １９７６
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近代日本学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种关于秦史具体问题的很重要专著和学术
论文。有几种已被这一章所引用。
在西方的专著中，最早的一部（１９０９ 年）是阿尔贝。奇珀的《秦朝史，
前 ７７７ 至—前 ２０７ 年》。这是大部分根据《史记》的详细译本或意译本，它
逐代逐年地叙述秦的历史，只摆事实，不作评价。严谨的学者不如阅读前面
提到的沙畹的译文《〈史记〉译注》。关于秦帝国及形成帝国前几十年的政
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见前引卜德的两部书：《中国的第一个统
一者》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特别是前一部。苏联学者
Л？Ｃ？别列洛莫夫的《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１９６２ 年）
更着重社会学，篇幅不大，却有促进作用。虽然此书关于象古代中国奴隶制
等论题的观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即根据大部分必然是不能肯定的材料作出概括性的结论。（见蒂莫特斯？波
科拉的详尽的评论，载《东方学档案》，３１〔１９６３〕，第 １６５—１７１ 页）。波
科拉博士用捷克文写的《秦始皇帝》（１９６７ 年）是一本通俗的、但有学术价
值的小册子，它兼顾了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附录 ２：《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
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
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这些事件和每一件所涉及的模糊不清的原委如下：
秦始皇是私生子的问题
怀疑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已在其他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卜德：《古
代中国的政治家》，第 １５—１８ 页），因此，只需要作一概述。第一个理由是
谈到此事的一段文字只是吕不韦传（《史记》卷八五）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
字之一，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第二，《战国策》
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一七〔秦五〕，第 ２７５ 页以下；克伦普译文，第
１０９，第 １３７—１３９ 页）在许多地方与《史记》不同，完全略去了私生子的传
说。第三，《史记》的私生子之说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其奇怪的和含
意不清的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一个窜改者之手。最后，一个最
重要的理由是，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十七〔楚四〕，克伦普译文，第
２２７，第 ２７４—２７７ 页）和《史记》（卷七八，第 ２３９６ 页以下）都有记载的另
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据这些记载，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
近的有名的楚国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前 ２６２—前 ２３８ 年）进献一
怀孕之姬。她后来生下之子被楚王承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终于继位，当然，
继位者实际上是那个政治家之子。不论谁想出关于秦始皇出生的传说，他是
受了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楚人传说的启发，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前 ２１２ 年的坑儒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
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 ２７０ 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
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
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
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 ４６０ 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
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
其《秦汉史研究》（第 １４—２４ 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
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
２２１ 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
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
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
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 ２１１ 年的坠星（其下倒数
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
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
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
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
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
传统的新尝试》，第 ２ 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２１—
１３６ 页。
前 ２２１ 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
信的《秦汉史研究》（第 ４５—９１ 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
（第 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