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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
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
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所有这些
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
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
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①
② 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
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 123—155、210—232 页。
③ 见前文。
④ 见前文。
① 可能是源出突厥…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To…P，或 Tbgch）。
② 见上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 69 页以下，热尔纳：
《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 74 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261 页以下。
① 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1920），第 255—433 页。关于北魏时代
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为了终止政教之间
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
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
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 ３ 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
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②
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公元 ５
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
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
众欢迎。太武帝（公元 ４２４—４５２ 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
元 ３８１—４５０ 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
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他赢
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 ４５５ 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
庙里藏有武器。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皇帝下令将
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
教寺院、佛像和佛典。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
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
曜（可能是汉人）在 ４６０ 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
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
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
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
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 ４ 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 ３４８—４２０
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据说：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为
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大约在公元 ４６９ 年，建
立了“僧祗户”制度。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
徒。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
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 5 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京
都，1956），第 16 卷（增刊），第 23—103 页。
② 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 33 页以下。
③ 见下文。
① 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 807 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
篇》，第 241 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② 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 69 页以下。
③ 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1926），第 452 页注 6。
④ “僧祗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
和运输粮谷。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那些生产僧祗
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
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
了正式的僧侣队伍。据公元 ４７７ 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 ６４７８ 座寺院，
僧尼共 ６７２５８ 人。公元 ５１２ 至 ５１５ 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
朝的末年寺院达 ３００００ 座之多，僧侣总数 ２００ 万人。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
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 １７６８ 到 ２８４６ 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 ２４０００
至 ８２７００ 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和尚们中
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拉
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据记载，公元 ４０２ 至 ５１７ 年之
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
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
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和黄巾军
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Ｍāｒａ）——
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
扰。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
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
徭役的增加。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 ６ 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
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
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据说，在公元 ５１８ 年，洛阳超
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１６ 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 ５５０
—５７７ 年），西为北周（公元 ５５７—５８０ 年）。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
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 ５７４—５７６ 年）。北周的武帝（公元 ５６１
—５７８ 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
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
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
４４６ 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
元 １３ 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 ５７３ 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
议。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
① 关于僧秪户和浮图户，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95—101 页。
② 塚本善隆：《中国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