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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并成了某一儒家经籍的专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重要
的一项也许是，公元前 １３６ 年汉武帝任命了“五经博士”。
法家本身在秦代远不是铁板一块的学派。它的两大支派被认为可以追溯
到商鞅和与他同时代的申不害：前者强调严刑峻罚、连坐和赏罚分明；后者
死于公元前 ３３７ 年，重视操纵不具人格的官僚行政所必需的“术”。有人坚
决主张，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很大，不能用法家一词来称呼申不害的一派，但
① 《史记》卷六，第 26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90 页）。
此说未被普遍接受。②
商鞅曾任秦国丞相，申不害曾任一个小得多的邻国——韩国——的丞
相。从表面看，人们可以指望商鞅对以后的秦的统治方法会起重大的影响，
可是当我们考察推行的统治方法时，它几乎没有表现出两人之间被假设的那
种明显的差别。例如，李斯在其前 ２０９ 年关于督责的有名的奏疏中，同样称
颂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矛盾。③在陈述以上的意见
时，他引了最伟大的法家理论家韩非（死于公元前 ２３３ 年）的话：商鞅之法，
申不害之术，“皆帝王之具也”。①
更重要的是，１９７５ 年出土的法律文书，和单凭阅读关于商鞅政策的传统
记载所产生的印象相比，表现出一种更实用，更折衷，更少片面性的行政方
法。前面已经指出，虽然包括出土文书在内的法律是严厉的，但是似乎很难
说它们就比同时代的普遍情况更加严厉。此外，这些法律决不只是惩罚性的。
在行政方面，它们显示出一种对计量技术的兴趣和政治观点方面的深思熟
虑，时代那么早，是很了不起的。我认为，与传统判断所承认的相比，商鞅
和申不害的思想和政策并不那么矛盾，而更可能的是互补不足；在秦帝国时
期法家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不象人们根据史籍记载的个别事件（著
名的有焚书和可能是不可信的坑儒）或后世儒家作者的责难所设想的那样教
条，而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说到儒家，它的政治思想（例如恢复周初的分封制）对法家来说当然应
予强烈谴责。可是它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念在秦始皇统治期间似乎非常成功
地与法家思想并存。这个事实已被出土的法律材料和秦始皇碑文中夸大的言
词所证实。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公元前 ２２７ 年南郡郡守散发的家长式的告诫文
告。它颂扬的法律是法家的，但其目的却是维护儒家主张的价值观：②“古者，
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是以圣王作法度，以矫端民心……凡法
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邪避（僻）……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
这些法律文书中的另一个例子是 ２５ 个标准“案例”（《封诊式》）的第
１７ 个，它虽然是抽象地制订出来作为法律诉讼的指南，但无疑有实际情况的
依据。它的标题为“告子”：①“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来子……
不孝，谒杀，敢告。’”
爰书（报告）接着说，甲之子因此被拿获和受审讯，并且证明他“诚不
孝”。很遗憾，它没有暗示什么行为应受不孝之名，也没有说明甲之子的最
后下场。显然，其最后下场理应处死。这个例子表现出法家的严厉性，但它
被用来维护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在秦帝国时期是儒家的价值）。
秦始皇所立的碑文中同样充满奇妙的法家和儒家的混合思想。公元前
② 这是顾立雅的《公元前 4 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申不害》（芝加哥和伦敦，1974）的中心论点。此书之
可贵在于它使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重要政治思想家重新被人注意，但此书的论点——申不害通过其现已散
失的著作在建立中国的官僚政府方面可能起了主要作用——还难以成立。
③ 《史记》卷八七，第 2555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 39 页）。
① 见《韩非子》，一七（四三），第 906 页（W？K？廖：《韩非子全集》，第 2 卷，第 212 页）。
② 关于这份文书的文字，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15 页。何四维的《秦法律残简》未将这一文书译出，
但在其《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中，联系其他发现的文书对它进行了讨论，此文载《通报》，64：
4 — 5（1978 年），第 175—217 页。
① 其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63 页；何四维的《秦法律残简》E18 中有译文。
２１４ 年的琅邪碑文在九行文字中记下了以下的感情：②
端平法度。
（下略一行）
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
（下略四行）
上农除末。
在公元前 ２１８ 年的芝罘碑文中，秦始皇以儒家模式的圣贤统治者自居，
象周王朝的创始人那样，为弱小惩治强暴邪恶：③
皇帝哀众，
遂发讨师。
（下略一行）
义诛信行，
（下略两行）
烹灭强暴，
振救黔首。
公元前 ２１１ 年的会稽碑文中包括了大约 １３ 个世纪以后将在理学的道德中
变得极为重要的一个教导：①
有子而嫁，
倍死不贞。
李斯曾在公元前 ２０９ 年敦促秦二世“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
之行，塞聪揜明”，②但不管象他那样的法家如何看待儒家，儒家思想在秦帝
国时期无疑是有影响的。
在《史记》卷六中突出记述的另一种思想影响来自主张宇宙学说的五行
（土、金、木、火、水）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五行（又称德）根据一种或
另一种不变的顺序固定地相承。自然的和人间的一切现象的变动是它们永恒
的更替的结果。当应用到历史时，这种理论强调，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受当
时占支配地位的某个“行”的庇护。③但是，当轮到下一个“行”占支配地位
时，一个新王朝的未来创建者可以通过适当的礼仪为自己取得这一“行”的
支持，从而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在战国时期，当周王朝（保护它的“行”
② 《史记》卷六，第 245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45 页）。
③ 《史记》卷六，第 24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88 页）。
① 《史记》卷六，第 262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88 页）。
② 他的关于“行督责之术”的奏疏，《史记》卷八七，第 2557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 42
页）。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民俗学协会通报》
125（1979），第 63—68 页。
据说是火）显然行将灭亡时，有些主张五行的宇宙论者公然自告奋勇，向那
些希望取得下一个主宰一切的“行”——水——支持的统治者们提供秘传的
技艺。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在取得始皇帝的称号后，这个秦统治者据说立刻把注意力
转向这个理论：①“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方今
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在五色中黑与水互有关系〕。数以六
〔数中六与水互有关系〕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
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刻
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最后两句的宇宙论的根据是五行学派在水和冬季之间建立的相互关系。
与水有关的冬季是黑暗和死亡的季节，因此专门选作进行法律诉讼，特别是
执行死刑的季节。但是，根据几个理由，整段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怀
疑（见附录 ２），尤其明显的是，最后编者的两句批判性的话（“刚毅戾深，
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把整段文字收入《史
记》的真正原因。虽然这个判断很吸引人，因为它与其他可能的窜改的明显
意图是一致的，但它与其他的窜改不同，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所以人们只
能把它视作一种值得注意的可能的见解，而不能视作结论性的合理假设。
在秦始皇的思想中还特别可以找到第四个大思潮，虽然不很贴切，它可
以方便地称为道家。前面据以引证法家和儒家的混合观点的那块公元前 ２１９
年的琅邪碑文，还包括一行能立刻联想到早期神秘的道家思想的文字：“体
道行德。”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