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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优秀人物不会降低自己或降低他们的崇高原则以靠拢世俗的君主，
君主就有义务承认他们优秀，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和高级职位。因此，当务
之急是以真实功绩为根据革新文职机构人事制度。这种制度应当将法家的君
主和道家的优秀人物集结在儒家和谐一致的联合体之中。①
王符的著作清楚地指出了君主和优秀人物之间的对抗的危险，君主要求
他的臣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服从他，而优秀人物力求精神自由和道德自主而不
顾任何世俗的力量——不论是君主的权威还是百姓的庸俗见解。按照王符的
意见，解决这种矛盾的重担主要落在君主的职责上。换句话说，即使优秀人
物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君主也要困他无能维护国家和社
会的团结而受到责备。
③ 《潜夫论》卷二，《考绩》，第 72 页。
① 《潜夫论》卷二，《明暗》，第 54 页以下；《考绩》，第 62 页以下。
中央权威的崩溃
个人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失望
如后汉著作所表明的，个人和国家间的显著分裂与西汉思想家所抱有的
世上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的幻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汉王朝的全盛期，
君主不但被想象成世俗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施舍者，而且也被想象成实现精
神和宇宙和谐的中枢。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在行政事务中的成就来判定，而
不是据他的个人品德或家庭道德来判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受君主之召
供职而停服规定的三年亲丧期，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在后汉，我们在分属社会和个人领域的相对价值方面，看到了一
种改变。在后汉早期，有一些杰出的人对朝廷政治完全绝望，以致拒绝接受
政府职务。②后汉衰落时，这种行为在精英分子中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新的理
想，既吸引一些卓越的儒家学者，又吸引许多州郡的著名人士和地方权贵。
他们不再只是在行政机构中不得升迁的失意的人；他们常常是兴旺的庄园的
所有者、高门大族的家长或族长，或者是在州郡社会中有良好社会关系和声
望的人，他们在州郡社会中充当学术和艺术的保护人与地方习俗等的裁定
者。①当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松弛时，越来越多的这类著名人物发现，退处州郡
更为舒适；和在帝国朝廷的官宦生涯相比，他们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和事业
给他们的报酬更为丰厚。按照儒家的说法，当这些杰出人物对帝国一级的“大
同”大失所望时，他们便退而在地方一级上为自己营求“小康”局面。
当后汉精英之内的离心倾向加速发展时，从王充对杰出人物自主道德生
活的特征的看法到王符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一种微妙的概念上的变化。王充
关心的是无官职的个人，这种人受到世事的损害，既不能在世俗社会中完成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从它得到任何酬劳，他于是发现，清廉而自主的
道德生活是他的唯一慰藉。王符谈到的杰出人物则认为荣誉、高位和财富是
他应得的，而不取决于世俗君主的意愿，他自信地要求一个不但独立于君主
的政治权力，而且甚至是在政治权力之上的活动范围：②
守志笃固……是故虽有四海之主弗能与之方名，列国之君不能与之钧重；守志于□庐之内，
而义溢于九州之外……
王符论证说，一个行使最高权力但在培养诚意和支持日益有力而自负的
精英方面仍然虚心、克己的开明君主，能够保持社会团结，这是和儒家强调
折衷相一致的。这是一个崇高的道德上的理想，但在东汉时期实现这种理想
的可能性很小。东汉的政治史清楚地证明，调和专制君主和精英社会之间裂
隙的多次努力都无济于事。
② 见本章 843 页注②。
① 见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 13—18、24 页以下；帕特里夏？埃伯里：
《从〈四民月令〉看东汉的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刊》，17（1974），第 173—205 页；
帕特里夏？埃伯里：《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族：博陵崔氏家族个例研究》（剑桥，1978）；前第 11 章《地
方精英》。
② 《潜夫论》卷一，《遏利》，第 2 7 — 8页。
抗议和排斥
如上所述，东汉早期的君主对有权势的大族和地主的态度，与对心怀不
平的学者－官员的态度一样，是非常和解的。但是，他们也采取特殊措施，把
重要的权力保持在他们的手里。光武帝（２５—５７ 年在位）、明帝（５７—７５
年在位）和章帝（７５—８８ 年在位）通过保留公元前 ８ 年采用的高级官职制度
实现了这一点。代替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的，是组成国家最高当局的三公。
三公的职责是“坐而论道”，而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的行政职责则
由随君主之意而供职的次要的尚书接管。而且，包括所有担任官职的全部“外
廷大臣”，都不得在内廷工作。这种工作现在由宦官去做，宦官是君主和他
的嫔妃们的私人奴仆。①
这些措施使君主不受精英阶层的压力，但同时也使他和外界的联系减少
了。后汉后来的皇帝被孤立于宫中，为宦官们所包围，在他们努力提高衰落
的王朝的权力时，终于越来越依靠宦官的帮助和支持。皇帝和宦官就这样在
公元 ９１、１２１、１２５、１５９ 和 １６８ 年靠政变一再取得了对朝廷的控制。在跟着
发生的政治斗争中，觉得自己在朝廷的合法地位受到宦官威胁的官员们，在
反对恣意妄为的君主和他的非正规的宦官机构的“清议”中，与心怀不平的
儒家学者和有道家倾向的地方精英结为联盟。朝廷因此谴责他们结党，并于
公元 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２ 和 １７６ 年发动了一系列的“党锢”运动。于是分裂发展
成为公开的对抗。②
学者们发出的持不同意见的呼声，使抗议运动的党人得到了知识界的尊
重。抗议的党人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在腐败王朝政治权力之外建立起精神和
道德秩序的一场神圣的斗争。他们把他们的首领叫做“三君”（即“一世之
所宗”）、“八俊”（即“人之英”）、“八顾”（即“能以德行引人”）、
“八及”（“能导人追宗”），以及“八厨（“能以财救人”）。①
这种排斥持续了 ２０ 多年，影响了后汉政治和知识生活的许多方面。被政
府的迫害激化了的抗议运动在性质上变得更加猛烈，在反政府的立场上变得
更加激进。在运动正盛时，甚至某些儒家经典——组成帝国正统的典范文献
——也被重新解释为反对腐败王朝的神圣的道德改革运动辩护，这种重新解
释的方式在荀爽的《易经》注中可以看到。
荀爽：《易经》作为抗议的手段
荀爽（１２８—１９０ 年）出身于颍川郡一个有影响的家庭，在抗议运动中，
颍川郡是政治骚动的一个策源地。②荀爽自己的家庭深深地卷入了运动，他本
人也在政府的排斥下度过了 １５ 年（约从 １６９ 年至 １８４ 年）。他最初逃到一个
未予说明的沿海地区，后来又躲藏到汉水之滨；他在汉水之滨把时间用于学
①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 11 页以下；前第 8 章《三公》和《九卿》。
① 《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7 页。
② 关于荀爽，见《后汉书》卷六二，第 2050 页以下；卷七九上，第 2554 页；陈启云：《一个儒家巨子关
于政治暴力的思想：荀爽对〈易经〉的解释》，载《通报》，54（1968），第 73—115 页；陈启云：《一
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 28 页以下各处。
习和写作，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儒家大师。他的著作中有一整套《五经》的
“传”（注疏）、《辩谶》、汉代事件的评论集《汉语》和论文集《新书》。
除了他的《易传》之外，所有这些著作都失传了。他的《易传》的一些部分
在后世《易经》的注释中保存了下来。
成书年代不明、多用符号象征而含义深奥的《易经》，在儒家的注释学
问方面可能是所有经典当中争论最多的。在汉代，对这部书的论述差异很大，
涉及从玄妙的预兆，到命理学和宇宙论的玄想，到政治和道德的哲理化；注
疏家在他们的解说中普遍讲述了所有这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