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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效力的臣属。
① 司马迁在谈及儒家时列举了文的方面的几类（《史记》卷四七，第 1398 页；沙畹：《〈史记〉译注》
〔1895—1905；1969 年巴黎再版〕第 5 卷，第 403 页）。《周礼》（卷三，第 19 叶；毕瓯：《〈周礼〉
译注》〔巴黎，1851〕第 1 卷，第 214 页）谈到教授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见《周
礼》卷四，第 8 叶（毕瓯：《〈周礼〉译注》第 1 卷，第 297 页）。
古代传统：倡导者和文献
尽管如此，因孔子和他的学派之故，一个新的要素进入了古代中国的朝
政生活，这就是对于据说在前几个朝代——特别是西周（公元前 １２—前 ８ 世
纪）——已经形成的古代传统的意义进行了独立的深入思考。即使儒家面对
权臣掌权的衰世，也总是主张维护属于周王的古代“王室”传统，情况也是
如此。应当记住，我们称之为儒家的汉语名称是“儒”，根据早期材料，它
溯源于孔子之前的一批从事仪礼传统的专家。①因此，“家”的含义可以归结
为：一个团体或学会，它在与当时政权的关系上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独立性。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墨家、名家、道家和法家中逐渐发展的对传统日益增强的
批判态度。某些地方朝廷由于接待的大师和顾问不断增多而助长了这种趋
势，如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和魏国朝廷一个相似的机构即是。
可是，在早期儒家传统中，鲁国的这种中心，在集中古代礼乐的教养及
经典知识的诠释方面，看来是最突出的。不仅如此，通过具有独立精神的大
师如孟子和荀卿，我们可以从儒家的发展中看到，它在寻求保卫其传统，反
对周围出现的志趣大异的思想时，还常常在思想上打头阵。因此，“儒家”
这一用语从一开始就表示它的两重作用：保存并传下古代传统；在变动不定
的世界秩序中检讨这些传统的意义。虽然这两重作用在实践中是同时完成
的，但第一种作用是保证儒家的连续性，第二种作用则在解决人类生活和世
界秩序等问题上把它和其他各家置于一条线上了。
孔子和他的学派保存并宣扬的这些古代传统是什么？它构成了一个新的
体系而自成一家，它的特殊贡献是什么？首先，它是指周代王室有文字记载
的传统：《诗经》中的宗庙之“颂”和《书经》中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誓”、
“诰”。在这些关于礼仪的记述中，我们发现了古代宗教概念中的上帝，他
主宰人的命运，特别是主宰那些受命治理天下的人的命运。这个至上的权威
也常常称为天，它位于所有其他受祭诸神之上。它拣选君主以教化人民和教
导他们遵循正确的人的关系。统治者的特有权力因受命于天（天命）而得到
承认，他们凭借天命行使他们的权力，并保证神、祖宗和人各安其位而共存
的合乎礼仪的体系。
对集体和个人正当行为的许多准则来说，“礼”是关键的词，这些准则
是从孔子以前的时代传下来的，很可能大多数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但却产生
了大量关于规则的稿本，从宗教仪式到朝政生活所需要的世俗礼仪形式都包
括在内。《易经》最古老的部分也同样制定了占卜形式，保证在与操纵人类
命运的力量的交往中有章可循。
与孔子和他的学派关系更为密切的文献是一部从公元前 ７２２ 年至公元前
４８１ 年的鲁国编年史《春秋》。这是这个学派唯一的与古代周“王室”传统
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献；但是，它间接地和历史编纂学的传统相关联，而我们
从儒家对此书的利用中知道，指导他们评断历史的主导思想也是从表现于其
他孔子以前的资料的同一传统中派生出来的。①
① 《周礼》卷一，第 16 叶（毕瓯：《〈周礼〉译注》第 1 卷，第 33 页）。又见《周礼》卷四，第 8 叶（毕
瓯：《〈周礼〉译注》第 1 卷，第 297 页）。
① 关于《春秋》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理想的发展》，载比斯利
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 24—30 页。
儒家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反省了古代礼制和人——特别是受命有权的人—
—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孔子强调他称之为“君
子”（理想的上流人士）的特性。他称君子的主要品质为“仁”，从仁派生
出君子的所有其他品质。由于这一根本的品质，君子能够出于他自身内心的
信念而顺应一个强烈地礼节化了的社会。也由于这一根本的品质，他能够深
入阐释天的古代宗教性，因为他知道，在那里对他的一切言行将进行终极的
裁定。
理想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态度
儒家既然在发展，由于环绕它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它就不得不在君子哲
学上作出某些推论。这是这个学派最令人注目的方面，西方学者对此极为注
意。孟子（公元前 ４ 世纪）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一派和荀卿（公元前 ３ 世
纪）学派在其著作中所表明的“理性主义”一派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在
不同时期为它们所源出的初期学派的原有论点分别进行辩护。孟子强调人对
仁义理想所负的神圣义务这种自发的和先天的方面，因而激烈地驳斥他那个
时代提出的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点。荀卿相信自然的礼仪体系，当他强
调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人对社会仪礼体系的义务时，他的观点已经是很功利
主义的了。两种倾向对中国思想和社会体制的发展都将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些并不是孔子最初创立这个学派的仅有的结果。韩非提到儒分
为八，①它们大多数都很关心把最终在孔子的准则中具体化了的经典学识流传
下去，也都很关心在错综复杂的礼节化了的社会中对身居高位的人的教育工
作。由于这些重要的作用，儒家这一类人，即传统的学者们，其人数可能远
比其他非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多。②
① 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北京，1958），第 1080 页；约翰？夏伊洛克：《儒家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纽约和伦敦，1932），第 13 页和注 3。
驺衍
此外，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到与儒家发展相关的另一个文化思潮。这个思
潮因其主要学者驺衍而知名。司马迁把这个学者的传记材料写入以孟子、荀
卿为标题的列传内。甚至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看到这位历史学家给予驺衍及
其学说的篇幅相对来说多于孟、荀两位学者。除了其他要点，驺衍还提出了
关于宇宙中“阴”“阳”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学说，据我们所知，驺
衍是以下这种观念的最早的杰出的倡导者：人类历史的推移是由所谓的五行
的按顺序的支配所决定的，五行即木、火、金、水、土，由阴和阳的内在活
力产生。尽管司马迁认为驺衍的学说是空想，他也说：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①
驺衍是被认为属于“方士”一类的人物。可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方士类别
和儒家类别之间的不同之点不总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分的。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以后。又见吴文缀，《中国古代的占卜、巫术和政治》（巴黎，1976），第
14—15 页。
秦帝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秦帝国的建立（公元前 ２２１ 年），儒家和其他
各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对秩序和稳定的构想主要受法家学说的启示的一
个集权主义的国家里，这是可以预料的。法家完全讲求治国之术的功效和专
制君主权力的增强，猛烈地抨击任何以其他权力来源为基础的政治学说。秦
政权通过贯彻臭名昭彰的公元前 ２１３ 年的焚书命令，图谋消灭古代传统的主
要资料。尽管这项措施的有害结果无疑被后世夸大了，它仍然是集权主义搞
思想控制的一个典型事例。①
焚书命令不是在全部范围内有效，从某些存留下来的典籍便可予以证
实。被禁的著作中如《诗经》、《书经》、“百家之语”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