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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连长。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一个战役下来，马上就缩编，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打了几仗之后。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当上了连长。
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因为那时，连长、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还操心，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说是一个连，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
打打藏藏，躲躲跑跑，父亲觉得也没什么，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吃饱肚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红军真是不好当，简直是太受罪了。
父亲在湘江打了一次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大仗，结果差点死在那里。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
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那是晚饭后。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不长征就没有活路，后面的国民党赶猪似的赶我们。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
父亲就是这样，被国民党逼着赶着。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当时他们那个连，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
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并和母亲结了婚。
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从草创初期，一直到陕北，从无到有，一直到壮大，他们总结出了一点，那就是作为革命“种子”的重要性。于是，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被送到了军政大学。
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军事和文化。政治、军事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带个耳朵听就是了。这时，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至于军事，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又从突围到长征，也都领教过了，所以，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父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就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叫石光荣，以前父亲只有小名，叫小石头。
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一到文比课，他们就全体打磕睡。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缺花少绿的陕北，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我想这大约和母亲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俗语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种子”，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否则，徒有种子也是白搭。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也是从那一刻，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前面说过，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身忘死，他们不会有二话，可让他们学习文化，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斥，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
可刚开始，父亲看到母亲时，眼睛却是为之一亮，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母亲这群人一出现，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美好，几日之后，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从内心讲，她很乐意这样做。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当上文化教员后，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刚开始，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还有些满足和高兴，几天之后，他觉得这是在受洋罪。那时。纸笔都奇缺，于是，只能手指当笔，地当纸了。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然后让父亲照着写。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第二天，他再和母亲见面时，又忘得差不多了。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为了惩罚父亲，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父亲被逼无奈，打着赤膊，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他开始怨母亲了，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一边在心里咒母亲：妈的小妖精。他写一遍咒一遍，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字还是那三个字，秩序却全乱了。母亲捂着嘴就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是很好看的，此时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简直就是丑八怪。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当做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一屁股蹲在地上说：妈的，啥鸟名字，老子不写了，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
母亲就正色道：石光荣，不写可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
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父亲知道。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父亲无奈，又拾起棍，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年以后，父亲还感叹地说：当年学识字，受了老罪了。
因为母亲的认真，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一见母亲向他走来，。他立马脸色铁青，眼前发黑。有几次，他为了逃脱学文化，一到上课时间，他就躲进厕所不出来，他蹲在里面，吸了一支烟，又吸了一支烟，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结果，他一走出来，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他带着哭腔道：你咋还不走哇？母亲说：石光荣，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
父亲的天空就黑了。
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对父亲来说灰暗无比。
一年以后，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种子”们，在毕业没多久，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一时间，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直到几个月之后，首长找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小石头，你看小杜那人咋样？
小杜就是母亲。父亲不解其意，瞪大跟睛说：说啥，你说那个小妖精？别提她，一提她我头就痛。
首长就笑，笑过了又说：小石头哇，当初领导也是为了考虑你的终身大事，才让你和小杜在一起学习的。
父亲听到头又痛了，他睁大眼睛说：啥？你们咋不早说，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说啥也不和她学，你不知道这半年的罪是咋受的。
那时，父亲已经学会了服从组织，见首长这么一说也没话可说了，勾着头吸了两支烟才说：那啥，咱不说受罪的事，不结婚不行么？
首长说：这是终身大事，要是以后队伍拉出去，天天打仗想找这个机会怕是也没有了。
父亲听到这又不言语了，最后点点头说：那我就听组织的。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听组织的，才有了今天，所以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总是深信不疑。那时父亲还很自私地想：狗日的小妖精，你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