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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国内经济形势，虽然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扭转，但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这些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后，加之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我国间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分歧便逐步发展起来。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联系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调整工作过程中领导层内产生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他把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5月会议对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重这个实事求是的估计称为黑暗风。把包产到户的主张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称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称为翻案风。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这些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了。
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8万余字的长篇申诉信。彭德怀在信中叙述自己的历史和参加革命的经历，郑重地向党申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
8月22日，他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上插话，批评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
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很明显是指国家计委。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带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过去几年，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深刻体会主席的思想，就是说，没有认真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做好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工作。
情况表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中央领导有不同见解。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汲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也部分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庄倒一切的。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10月15日至11月1日，国家计委会同农业、工交、国防、财贸、文教、科学六个方面的部委领导做进一步研究，提出1963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委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如何估计经济形势，这是编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对经济形势好转的程度估计夸大或者估计不足，都不利于合理、全面、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
在1962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对经济形势作了客观而又辩证的分析。他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有了显着的好转，看不到这个好转，看不到调整的成绩，看不到已经从被动转向主动，看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作用，看不到光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或者认为没有问题了，可以把八字方针放在次要地位了……也是错误的，是要吃亏的。他告诫说：经济形势的好转，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来辛勤努力所取得的，如果不继续小心谨慎地做细致的工作，就不能巩固。全国计划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者对形势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认为1962年总的形势正在全面好转，但还只是开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年的水平，基本原料、材料工业特别是木材、煤炭、有色金属、特殊钢材等还是薄弱环节，国防工业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此，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争取更大的好转、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在鼓足干劲的同时，步子走得要稳，工作做得要细。有了这样的共识，在安排1963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大家的思想比较冷静了。会议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案为80亿元，各地方、各部门还嫌不够，又追加到亿元。经过讨论，大家认为85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同意搞两个方案，第一步先按照70至75亿元的投资来安排项目，第二步到夏收之后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再调整。会议初期，各地方提出的1963年职工人数，不是减人，而是要增加30万人左右。按照中央定下的两年减少职工1056至1072万人的任务，1963年需要减少职工170万人左右。
地方的要求同中央的任务相差200万人，加上中央各部委要求增加的人数，差额更大。
经过讨论后，与会者都认为必须完成中央规定的减人任务。会谈形成了关于1963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其中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在1963年全部积累额中，用于农业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在财政收入新增加额中，用于增加支援农业的资金也占一半左右。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业的部分占30％，比一五计划时期的92％和二五计划时期的16。5％的比重有相当大的提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李富春全面汇报后，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3年经济计划安排意见。
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九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干部盲目乐观的情绪重新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各地将1963年当做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形势？调整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了？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在处理国民经济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指导思想。6月1日－15日，在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一种意见提出，把调整作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调整的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坚持，虽然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1963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毛泽东指示，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学会管理，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今后三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时，针对重新出现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调整从1961年开始要进行5年，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还要继续调整。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i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他还强调指出以下两个问题：（一）基本建设是真正的基本建设，不要把四项费用、设备更新统统包括在内，要老老实实，有多少就是多少。（二）搞一个城市规划。沈阳市的烟（尘）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能消灭？要搞一个城市规划，列入基本建设项目，几年搞完，定了以后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