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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管子·国蓄》）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天下无敌，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让老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这样，老百姓就只有依赖于君王政府，事事仰君王鼻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间势力，并积极地调控自由市场的无序状态——用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自入了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王的“君饷”，上帝国的战车，为帝国效力，“长恨此生非我有”了。帝王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亦不过是“以天下为己用”。
利出一孔的极致，就是政治全能主义时期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显然，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无疑起源于商业文明。因为人是会交换的动物，商业让人们合群生活，自我组织，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市场经济之所以使社会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为商品必须是一种善，而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善的推销”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与此同时，因交换而缔结的横向之网形成了对纵向的权力之网的挑战。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不仅采取了严苛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还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帝国稻草人”，在其耕种的田地上站岗、流放。
【用脚投票】
中国转型至今，发生在上世纪初的选举如今更像是一道历史的苍凉手势。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获得“用手投票”的权利之前“用脚投票”的筹码同样居功至伟。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最赏心悦目的进步莫过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脚投票的机会增加。
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了埋藏于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狲散”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人类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开始享受人类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猢狲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记录命运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提到，古罗马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梭罗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思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贵族的利器。
公元前510年，此时的罗马虽然已关上王制的大门，转入了共和时代，但由于当时是贵族共和，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为债务变成了奴隶，所以矛盾十分尖锐。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撤出罗马城去了东郊的圣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别了，罗马！”由于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兵源匮乏，贵族一时慌了手脚，于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应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万种风情的用脚投票，最有收获的用脚投票——因为此后，只要保民官一声“veto”（拉丁语：我禁止）就可否决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作为罗马法渊源的《十二铜表法》同样是平民与贵族博弈的产物。用脚投票的可能不仅使平民挺直了腰杆，更是他们自我价值及有权选择更好生活的无声宣言。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你会知道，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而且其时的壮观与成就远在“厦门PX”事件时小试身手的“中国式散步”之上。
【市场政治】
罗马平民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可以自由离开罗马城；其二是在罗马城外有一片可以属于他们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罗马平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后者则使他们在用脚投票时不至于无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选择”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境而别无选择。在国家吞并社会，有主义无社会，禁止自由行走的特殊时期，用脚投票多是空谈。
事实上，正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先民们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我才有缘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时，在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叫圣马力诺的国家，并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倾听与我不期而遇的圣马力诺“总统”（联合执政官）讲述这个国家用脚投票的久远传说。
回到中国，上述封闭的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拉动下，社会才一点点地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即我所谓的“社会解放”。不可否认，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就在于逐步打破了原来的单位体制，使国民能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从政治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自然人。
而在开放国家，不同的州之间是竞争的。如弗里德曼所说，“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也就是说，在那里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同样应该有“市场政治”。自由抉择的背后是一套“市场政治”的法则。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由于没有户籍和单位的禁忌，开放时代的居民可以通过居住地的自由抉择客观上使地方政府陷入关乎治理能力的竞争之中。就像平民离开罗马城，借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治理者充分博弈一样。
如果承认好社会是不断地用脚投票的开花结果，就不难发现，开放社会及随之而来的用脚投票其实暗合了一种民主内涵。甚而，大到美国，小到圣马力诺，何尝不是“用脚投票”投出的国家。在严格的产权制度下，如果土地私有，每个人都可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建国”。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地权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片土地都是一个国家。你种下一棵树，如果土地是你的，它就可以在这里自由生长几万年。
然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自然资源实际归属于“权力所有制”的时代，人们却不得不面临“无地自容”、“走投（用脚投票）无路”的困境。真正的“国家”，应该是有“国”有“家”，公私分明。国家至少应该保障国民这样一种权利，即当他们无心国事时可以用脚投票回到自己的茅屋或精舍以求自治。
【出乡村记】
我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的《乡村纪事》中，有一节是“出乡村记”。众所周知，“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古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所谈到的“出乡村记”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农民淡出农村的几道侧影。相同处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随先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而“出乡村记”则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故乡，而且要把他乡当故乡（所谓“融入”），在这里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