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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
我一边看一边自惭，看看人家老周。
那之后不久，有个导演想采访老周，我和老罗作陪。席间谈起中医，老周挺中医，老罗反中医，两人越谈声音越大，老周扶案而起，气得有点哆嗦，一股子黑沉沉的摧城拔寨的气。老罗也站起来了，也是一团黑，两人两只大动物一样咻咻地对峙着，堵得满肚子话说不出来。我们一边笑一边往开拉。绿妖推着老周先走了，老罗发了半天牢骚才算。
到了春节，老罗见了我，按捺不住：“我想给他发个短信……”又摸出手机给我看，“结果他先发了一个，‘可春节不好过，我们吵过架……’”——是老周自己唱过的歌词改的。
呵呵，男人这种动物，脸上能有这种扭捏的心潮澎湃，一个是跟姑娘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跟兄弟言归于好的时候。
几个月后两人见面，老罗正感着冒，带了一袋中药，对着老周装可爱：“为了你，我连中药都吃了。”老周说：“我先发那条短信，就是怕被你抢了先机。”
老周写“被老罗喜欢的人是比较有福的”，被老周喜欢的人也是。
5
我看老周在书里写尧十三，就找来听，他用贵州织金话唱《雨霖铃》——
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想起我在台湾采访过一个1949年离家的老兵，问他：“你家里没房了，没人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想回去？”
他说：“人总是要有个窝的，小狗也一样，这个窝是个烂棉花也行，有它从小闻的味儿。”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李志、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6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给王朔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让他看。
史铁生和王朔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经验，我非要说我天眼开了，你也否认不了我的经验。这种个人看法旁人很难置喙。但史铁生的信写得又平实，又幽默，又痛快，他说自己很多事也没想明白，但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因为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你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可却不能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
史铁生觉得“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他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有终点的，只能是这么走，碰到什么拆解什么。
我是觉得周云蓬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诚实。我想了想，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他跟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要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有一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所以他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之后加了那句“永远不听话”。不相信谁定的方向，只愿意见招拆招，这样才不会被什么绑架，包括自我。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一下“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
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雷鬼乐，让人身心放松，所以火车有可能治愈人的失眠症和抑郁症。我们小时候看的《铁道游击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卡桑德拉大桥》都是有关火车的故事。男孩们把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你就有了自己的小李飞刀。姑娘们期盼火车把自己送到遥远的地方，绝不嫁给邻居家的小二黑。我们敬畏这么个大铁盒子，能够如此凶猛、如此持久地奔跑下去。
1
我家在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我都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一个孩子兴奋和恐惧。
后来，我患上青光眼，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感觉真是出远门。很多邻居都到我家来，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是疲惫、困倦，妈妈把她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的。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在无数宣传画上看过，就是两毛钱人民币上那个雄伟的大家伙，我就要亲眼看到了。
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了。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
2
我十六岁了，是个失明七年的盲人，确切地说，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进商店买东西。
一天，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同学家住几天，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那时我已经知道，沈阳只是个落后的工人村，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
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座位。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于是世界就成我哥们儿了，和我在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头，他咽着口水，说：“小伙子，能给我一口吗？”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将来一定前程远大。我一高兴，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
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天两块钱。在街上走，听了满耳朵的天津话。接下来，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那时我是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我刚听过收音机里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
3
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习，争取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出来的。这时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攒了一书包的毛票，那是卖唱赚来的。我要去云南，确切地说是去大理。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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