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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五月甲戌（初三），将长乐卫尉鲁恭任命为司徒。鲁恭上书说：“以往制度规定，立秋之日才开始审理轻刑案件。但自从永元十五年以来，将时间改到了孟夏四月。而州刺史、郡太守便在盛夏时节传讯农民，拘捕、审讯、拷问、核实，连续拖延不断。对上违背了天时，对下伤害了农业。考查《月令》所说‘孟夏四月判决轻刑’的含义，是说对于罪行轻微并已定案的犯人，不愿使他们长期地遭受囚禁，因此要及时判决。我认为，如今的孟夏四月判决制度，可以照此施行；而其它案件的审讯、拷问、核实，则都从立秋开始。”他还上书说：“孝章皇帝想有助于天、地、人‘三正’的开端，制订律令，规定审理判决罪案一律在冬至之前结束。而那些不与国家同心的执法小官，却大都在十一月捕到被控犯有死罪的犯人后，不问是非曲直便立即处死，尽管罪状可疑，也不再重新审理。我建议，对死刑重罪的判决，可延长到十二月底再截止。”朝廷将他的建议全部采纳。
＇10＇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10＇丁丑（初六），邓太后下诏，将前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封为北海王。
＇11＇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
＇11＇九真郡边境外的蛮夷及夜郎国蛮夷，以全部领土归属汉朝。
＇12＇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及梁、赵博，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而还。
＇12＇西域都护段禧等虽然保住了龟兹，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堵塞，命令、文件无法传递。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西域阻碍重重而距离遥远，又屡次反叛；官兵在那里屯戍垦田，经费消耗没有止境。”六月壬戌（二十二日）东汉朝廷撤销西域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征调关中兵，将段禧和梁、赵博以及伊吾庐和柳中的屯田官兵接回汉朝本土。
＇13＇初，烧当羌豪东号之子麻奴随父来降，居于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与俱，郡县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颇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与种人俱西出塞，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13＇起初，烧当羌人部落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随父亲前来归降，居住在安定郡。当时，归降的羌人诸部落分散于各个郡县，全都遭受汉人官吏和民间豪强的役使，悲愁怨恨日益深重。后来，王弘西行迎接段禧，要征调金城、陇西、汉阳千百羌人充当骑兵，一同前往。于是郡县官府紧急征发遣调。羌人们担心会被派到远方屯戍，不能再返回家乡，行进到酒泉的时候，已有不少人逃散叛离。诸郡各自派兵进行拦截，有些郡兵捣毁了羌人住宿的庐落。于是勒姐、当煎部落的首领东岸等人愈发惊恐，便一同急速地大举逃亡。麻奴兄弟因此与本部落的人一同西行出塞。而滇零与钟羌各部落则大肆抢掠，切断了陇道。这时，羌人因归附汉朝已久，不再拥有武器，他们便有人手持竹竿、树枝代替戈、矛，有人用木板桌案当作盾牌，还有人拿着铜镜，伪装兵器。郡县官府畏惧怯懦，不能制止。六月丁卯（二十七日），朝廷赦免羌人各部落中互相勾结进行谋反叛逆者的罪行。
＇14＇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14＇秋季，九月庚午（初一），太尉徐防因天灾、天象异常和叛匪作乱而被颁策罢免。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由于天灾或天象异常而遭罢免，徐防乃是首例。辛未（初二），司空尹勤因大雨水灾被颁策罢免。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州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食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因西汉数世失去权柄而愤慨，对强悍之臣窃取帝位深为痛恨。因此他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臣下，虽然设立了三公，政事却归尚书台总理。从此以后，三公的作用，只是充数而已，但当国家治理不善的时候，仍对三公加以谴责。而实权却转移到皇后家族，宠信则施加到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类同党，任用私已，在内充斥京城，在外遍布州郡。他们颠倒贤能与愚劣，利用举荐人才的机会，进行私人交易。使无能不才者守卫疆土，贪婪凶残者统治人民。黎民百姓受到搅扰，四方外族又被激怒，终于导致反叛，带来战乱流亡和忧患疾苦。怨愤之气一时并发，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出现亏缺，怪异不断降临，害虫吃掉庄稼，水旱带来灾难。这样的局面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而朝廷反而颁策责备三公，甚至将三公处死、免官，足以使人为此呼叫苍天，号啕泣血！再者，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旧典的人中擢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之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从前，汉文帝对待邓通，可以说是宠爱之至，但仍使申徒嘉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惩罚了邓通。受到这般信任，那么对皇帝左右的小臣又有什么顾忌呢！可是到了近代，对待外戚、宦官，官员如果不执行他们的请托，馈献不够丰足，立刻便会陷入意外的灾祸，哪里还能够弹劾纠正他们呢！从前，对三公信任多而责罚轻，如今，对三公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如今则剥夺得更为彻底；光武帝制定不让皇后家族掌权的政策，几代之后却已不再遵行，其原因就在于皇帝与三公和外戚的亲疏关系不同。如今，若是君主真能信赖三公，将权力交给他们，责令完成重任，而三公身居高位却为害人民，不能举荐任用贤才，致使百姓不安，纠纷不断，天地变化无常，人间妖物大量出现，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让三公分担此罪！
＇15＇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15＇九月壬午（十三日），诏书命令：太仆、少府裁减黄门乐队，用来增补羽林武士的名额；厩苑中的官马，凡不是皇上经常使用的，一律将食料减半；各项工程，凡不是用来供应皇家宗庙和陵园的，一律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