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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长史王进言道：“这些胡人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国家丧乱才一个接一个地归降朝廷，一旦他们国内趋于安定，必将再次叛离。由于这些人凶暴狡诈，所以如果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一带，必然难以控制，他们往往不服从当地军、州等地方官府的约束，动辄举兵杀掠百姓。现在听说很多逃走的胡人与敌人频繁往来，通风报信。这等于是畜养这些胡人让他们充当间谍，时间越久，奸邪狡诈的行为会越多，万一他们窥探到边疆防务的疏漏而有所图谋，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祸患。等到突厥军队南犯之时，这些人必定会成为内应，前来逼迫军州，使之内外受敌，那时就算有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也万难取胜。希望陛下能在秋冬之交，大规模集结军队，向这些人晓以利害，供给他们一些钱财和口粮，将他们迁往内地。这样的话，经过二十年以后，他们旧有的习俗风尚就会逐渐改变，并且可以变成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虽然需要暂时付出一些辛劳，却可以换来长期的安宁。近来一些戍边将吏以及奉命出使的官员所说的大多是阿谀奉承之辞，并不符合事实，他们有的说北部胡人部落破灭殆尽，有的声称归降的人户稳定、守法，都不过是想要吹嘘自己的功劳，并非出于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明察这些花言巧语，不要忘记长远的考虑。或许有些人一定会说：‘朝廷在贞观年间就曾经将归降的胡人安置在河曲之地，并且都相安无事，现在对这种作法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事情虽然与贞观时期相同，但具体的形势却早已发生了变化，陛下对此不可不多加考虑。贞观时期颉利可汗灭亡之后，归降的胡人便不再有异心，因而局势得以长期稳定，没有非常之变发生。现在北方毗伽可汗尚存，在这些归降的胡人中间，有人害怕他的威势，有人不忘他的恩惠，有人是他的亲属，他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降朝廷呢！所以现在的形势与太宗贞观时期根本不一样。依臣愚见，将他们迁徙到内地去，乃是上策；在河曲多驻军队，严密监视防备他们，使汉人和胡人彼此安居，虽然百姓疲弊、耗资巨大，却也仍不失为中策；像现在这样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之地，乃是下策。希望陛下仔细研究这上中下三策，选择最为有利的计策去实施，纵使这些人中有人因不愿迁徙而逃亡，但服从迁徙命令的人都可以成为我大唐的子民；倘若迁延不决，拖到黄河结冰的季节，臣担心会发生非常之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这篇奏疏呈上之后，玄宗未作答复；归降的胡人跌思泰、阿悉烂等人果然发动了叛乱。冬季，十月，甲辰（初二），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调集军队追击叛逃的胡人。王也率领并州的官军西渡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逃的胡人并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在此之前，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收缴了归降胡人的所有兵器，命令他们南渡黄河，胡人对此非常不满。御史中丞姜晦正好担任巡边使的职务，胡人便向他诉说因没有弓箭而无法狞猎，姜晦便下令将收缴的武器尽数归还他们。胡人得到了武器之后便发动了叛乱。张知运事先没有防备，与叛军在青刚岭仓猝交战，兵败被俘，叛军打算将他交给突厥。胡人行至绥州境内时，将军郭知运率领朔方军截击胡人，在黑山呼延谷大破胡人，胡人丢下张知运，仓皇而逃。唐玄宗认为张知运损兵折将，便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冠。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突厥毗伽可汗收编了跌思泰等人之后，便打算南侵唐朝。暾欲谷谏阻道：“当今唐朝皇帝英明勇武，百姓和睦，粮食收成也很好，尚未出现任何破绽，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的部众刚刚聚集到一起，国力还很衰弱，暂且需要用几年的时间休养生息，方可观察唐朝的变化，伺机举兵南进。”毗伽可汗又想修筑城池，并且还要建造佛寺道观，暾欲谷又谏阻道：“不可如此行事。突厥人口稀少，比不上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们抗衡，正是由于我们长年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部众均以射猎为职业，人人都谙习武艺，势力强了就发兵南下抢掠财物，势力弱了就逃窜到山林之中，所以唐兵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倘若我们变更固有的习俗，筑城而居，那么万一作战失利，整个国家就会被唐朝灭亡。况且佛道教义，都教人们仁慈柔弱，而非要人们以武力争夺胜利，因此不能尊崇它们。”毗伽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
＇20＇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20＇庚午（二十八日），将大圣皇帝安葬在桥陵，庙号为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总领桥陵的修建工程，判官王旭贪污工程费用，李杰审查他，反为王旭所诬陷，被玄宗降职为衢州刺史。
＇21＇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21＇十一月，己卯（初七），黄门监卢怀慎病情危急，向玄宗上表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他们都是太平盛世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所犯的过错小，贬黜他们，使朝廷受到的损失大，恳求玄宗对他们给予爱惜和重用。唐玄宗很同意这一建议并予以采纳。乙未（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仆人，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办丧事。
＇22＇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22＇丙申（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自己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身患疟疾向玄宗请假，玄宗屡次派使者询问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上奏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总是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