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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你怎么啦？过这边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过去接受修道院长的祝福，而院长劝她向上帝及其侍者求助。
修道院长刚一离开，娜塔莎就牵着自己伙伴的手，同她一起走进一个空房间。
“索尼娅，是吗？他会活吗？”她说，“索尼娅，我多么幸福，又多么不幸！索尼娅，亲爱的，一切又像从前一样。只要他能活着。他不能……因为，因……为……”娜塔莎大哭起来。
“是这样！我已知道了！谢天谢地”索尼娅不停地说，“他会活的！”
索尼娅的激动不亚于自己的伙伴，她由于女伴的恐惧和痛苦而激动，也由于她个人的对谁也没有诉说的心事而激动。她哭泣着吻娜塔莎，安慰她。“只要他能活着！”她心里想。两个女友！哭了一会儿，谈了一会儿，擦干眼泪之后，就向安德烈公爵的房门口走去。娜塔莎小心地推开房门，往房里瞧瞧。索尼娅和她并肩站在半开的门旁边。
安德烈公爵高高地靠在三个枕头上，躺着。他苍白的脸是平静的，眼睛闭着，同时看得出来，他呼吸均匀。
“噢，娜塔莎！”突然索尼娅几乎叫了起来，抓着表妹的手从房门口向后退。
“什么？什么？”娜塔莎问。
“这是那，那，是……”索尼娅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地说。
娜塔莎轻轻拉拢房门，同索尼娅朝窗户走去，还没有明白人家对她说的话。
“你记得吗，”索尼娅带着惊慌而又严肃的神情说，“记得我替你照镜子算卦吗？…在奥特拉德诺耶，过圣诞节的时候……记得我看见什么了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睁大着眼睛说，模糊地回忆起，索尼亚当时曾说过安德烈公爵如何如何，说她看见他躺着。
“记得吗？”索尼娅继续说，“我当时看见了，并告诉了所有的人，有你，有杜尼亚莎。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每说出一个细节，便举起一根指头向上戳一下，“并且闭着眼睛，还盖着玫瑰色的被子，还把手叠起来，”索尼娅说，随着她描述刚才看见的细枝末节，她就更相信她当时看见过这些细节。当时她并无所见，却头头是道地讲出她看到的东西，其实她是在讲她凭空想出来的东西；但是她觉得她心里同意想的东西就像别的回忆一样真实。她不仅记得当时她所说的，他转过头来看她一眼，并笑了笑，身上盖的是红颜色的东西，而且她坚信，当时就是说过并看见过他盖着玫瑰色的，就是玫瑰色的被子，并且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对，对呀，正是玫瑰色的。”娜塔莎说，她现在也仿佛记得，曾经说过“玫瑰色的”，在这件事情上，看出预兆是多么离奇，多么神秘。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娜塔莎沉思着问道。
“噢，我不知道，这太离奇了！”索尼娅说，用手扪着脑袋。
几分钟后，安德烈公爵打铃叫人，娜塔莎进他房间去，而索尼亚感到一种她难得有过的激动和感动，留在窗户旁，继续思索那不可思议的一切。
这天正逢军邮之期，于是，伯爵夫人给儿子写信。
“索尼娅，”伯爵夫人在外甥女从身旁经过时，从信上抬起头来说。“索尼娅，你不给尼古连卡写信吗？”伯爵夫人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地说，但在她疲惫的透过眼镜看人的目光里，索尼娅领会了伯爵夫人问话的涵意。目光里表示着的，有祈求，有害怕拒绝，出于不得已而请求的羞赧，遭拒绝时毫不留情地仇恨的决心。
索尼娅走近伯爵夫人，并跪下来吻她的手。
“我这就写，妈咪。”她说。
这天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她看到了她的占卜神秘地应验了，使索尼娅心肠软化，深有感触。此刻，当她知道由于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恢复关系了，尼古拉不能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她高兴地感觉到自我牺牲精神的回归，她喜爱，并且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于是她含着眼泪，怀着做一种宽容行为的喜悦心情，她终究在几次因泪水遮住她那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而停笔之后，写完那封使尼古拉大为震惊的令人感动的信。
9
在皮埃尔被带去的那间拘留所里，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又很尊敬他。他们对他的态度令人觉察到他们还有疑虑，因为不知他是谁（会不会是大人物），他们怀有敌意，是因为他们同他的殴斗刚刚过去。
但是，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时，皮埃尔感到，新的卫队——军官和士兵们，已不像逮捕他的人那样对他感兴趣了。的确，从这个穿农夫大褂的大个儿胖子身上，第二天的守卫已看不出那个曾绝望地同抢劫者和押送他的士兵斗殴，并说出拯救孩子的豪言壮语的活生生的人，而只看到一个因某种原因按上级命令逮捕和关押的第十七号俄国人犯的。假如说皮埃尔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也只是他并不胆怯和专心沉沉思的样子，以及他交谈时操的那一口好得令法国人惊奇的法语。尽管如此，这天把他同其他被怀疑的人关在一起，因为他占的单间给一位军官占用了。
和皮埃尔一道被关押的全部俄国人，都是最低阶层的。他们认出他的老爷身份后，对他会说法语而更疏远他。皮埃尔抑郁地听任他们嘲笑自己。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这些人（他也可能包括在内）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同另一些人被带进一座房子，里面坐着一名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另几名臂上系绶带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对皮埃尔等人，用自以为可以超脱人类弱点的精确和肯定语气（通常对待被告就是如此），问了：他是谁？到过哪里？有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法庭上问的全部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排除显示其本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是要选成一道沟渠，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道沟渠流出来，把被告引向预期目标，即是判处他的罪行。每当被告开始讲出不适宜判决目的的话，沟渠就被移开，水就可以随便流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更体会到了被告在所有法庭上都体验到的莫名其妙的心情：——这就是对他提出各种问题的目的。他觉得，不过是出于宽容，或者是出于礼貌，才使用虚设的沟渠这种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之下，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里来，也只有这种权力赋予他们要求他回答提问的权利，他们开会的唯一目的是给他定罪。那末，既然拥有权力，又有定罪的意图，那就不须要审讯和法庭这种手段了。显而易见，任何回答均可作为招供的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干什么，他有些悲壮地回答说，他正在把那个qu’ilavaitsauvédesflammes（从火里救出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斗殴呢？皮埃尔回答，他在保护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人人的责任，而且……他被阻止了：这与案情无关。问他为什么到着火的房屋的院子里去呢，这是证人看到的？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又被打断：没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为什么在火场附近呆着？又问他是谁？——第一个问题又重复提出来，他曾说他不肯回答。现在他依然回答，说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很不好。”白胡子将军红着本来就微带红色的脸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要塞起火。
皮埃尔同另外十三人被押送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马车房。通过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全城的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只是恐怖地看着各处在燃烧。
在克里米亚浅滩边那座房子的马车棚里，皮埃尔又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兵谈话中得知，所有关押的人每天都在等着大元帅随时作出的决定。哪位大元帅，皮埃尔未能从士兵口里听说出来。对士兵说来，大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层的有点神秘的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被俘者第二次受审那天以前的日子，皮埃尔觉得最难过。
10
九月八号，俘虏们的车房里进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军官，这从看守对他的尊敬程度上看得出来。这位军官，大概是参谋部什么人，拿着一份名单，点全部俄国人的名，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