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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得以解决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尤为明显地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底诺，是在从波罗底诺到菲利撤退时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
3
俄军撤离波罗底诺后，驻扎于菲利附近的地区。叶尔莫洛夫策马视察了阵地后，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再说一遍。当他说完后，库图佐夫把手伸给了他。
“把手伸给我，”他说。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亲爱的。想想你说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关六俄里处下了马车，在路边一张长凳上坐下。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四周。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其中。这群精英分成了小组，互相议论阵地的利弊，部队的状态，各种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现状，总之是关于军事问题。大家觉得，虽然没有被赋予讨论的使命，也没有这样的名目，但这就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话始终保持在这些共同的问题范围内。要是有人透露或打听私下传闻，声音就低了下来，随之又立即转到共同问题上。没有戏谑，没有笑声，连笑容也不曾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努力保持高贵的身份，各小组虽在分开议论，又都努力保持与总司令的近距离（他坐的长凳成了各组的中心点），声音总要使他能够听得到。总司令在倾听，并时而询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未参与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大部分时间听一个小组的谈话，然后神情沮丧地——仿佛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样，——转过身去。一些人议论选定的阵地，但不就事论事，反而评论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证明，早就铸成了大错，本来应在前天发动战斗；另一些人谈的是萨拉曼卡之战，身着西班牙军装刚刚到来的法国人克罗萨叙述颇为详尽（这名法国人同在俄军服役的一些德国亲王一道，分析了萨拉戈萨城之被围。①曾经预料过也会那样保卫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谈他决心与莫斯科义勇队一道捐躯于城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当时处于情况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第五圈人阐述了他们战略设想的深刻性之后，讲了部队今后应向何方运动。第六圈人则言不及义。库图佐夫的面容越来越焦虑消沉。从这些人的所有谈话中，库图佐夫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义充分讲来就是如此，即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个昏聩的总司令下达了作战命令，也只会出现一场混乱，而战斗仍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因为高级军官不仅承认据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谈话中只讨论无疑要放弃这场防守战之后的事态。军官们如何能率领士卒奔赴他们认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场呢？下级军官，以至士兵（他们也议论纷纷）同样认为据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败而去硬拼。若谓贝尼格森坚持过防守战，其他人还加以讨论过，则此刻这一问题本身已无意义，其意义只在于作驳难和阴谋的藉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①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选好阵地的贝尼格森，热烈地表现了一番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对此，库图佐夫只得皱眉头）之后，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明白如昼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把过失推给库图佐夫，是他不战而回师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则记在自己帐上，要是不采纳建议么——则可为自己开脱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这一阴谋现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触动。一个可怕的问题抓住了他，怎样解开它的答案，他还未听到过谁说出来。这个问题现在仅仅是：“难道放拿破仑到莫斯科的是我吗，是我什么时候放他进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当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时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个盹、命令贝尼格森处理军务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吗？……但是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该放弃，军队该后撤，所以必须这样下令。”下达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与拒绝就任总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样，他爱掌权，也习惯于掌权（驻扎于土耳其时，作为僚属，他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艳羡不置）；他相信他肩负拯救俄罗斯的使命，谨此之故，才违背皇上的旨意，顺从民心，他被遴选为总司令一职。他相信，唯独他一人能在此危难之际充当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无所畏惧，承认不败之拿破仑为己之敌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须下达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应该决定些事情呢，应该制止他周围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了。
他召拢几个为首的将军。
“Ma tête，fut－elle bonne ou mauvaise，n’a qu’a s’aider d’elle－même．”①说过之后，他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乘马车去菲利，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①法语：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
4
两点正，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雅诺夫一间宽敞、也是最好的房间里召集了会议。这一庞大农户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统统挤到隔着过厅的那间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孙女玛拉莎，才六岁的小姑娘，呆在这个大房间的壁灶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赏给她一块方糖。玛拉莎怯生地欢喜地从壁灶上瞧着将军们的面孔，制服和十字勋章，他们相继进屋，对直走向客位，在圣像下的宽凳上落座。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的库图佐夫，有意避开众人坐在壁灶后边不见亮光的角落里。他埋在折叠扶手椅里，不停地咳呛着清嗓子，不断拉抻礼服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开的，仿佛仍卡着脖子。来人相继走到陆军元帅身旁，有的握手，有的鞠躬。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勋座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旁的人多得坐不下，勤务兵只得又抬来一张长凳放在桌边。在这条凳子上就座的是刚来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圣像下边的首位上坐着挂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巴克莱—德—托利，他一副苍白的病容，高高的额头与秃项连成了一片。他患疟疾已有两天，此时正在发冷，快散架了。和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低声地（大家说话都这样）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手势动作极快。矮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高挑，双手叠放在肚皮上，凝神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把棱角英武双目有神的头颅托在宽大的手掌上，流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拉耶夫斯基不耐烦地像往常一样裹他的黑发卷儿，时而默瞅库图佐夫，时而瞧瞧进出的门。科诺夫尼岑刚毅优美、和善的脸上，闪烁着温和狡黠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对她挤挤眼，使小姑娘乐了。
大家在等贝尼格森，他藉口再次视察阵地，而其实还在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正式开会，只是轻言细语谈题外的话。
库图佐夫在贝尼格森进屋时，方才从角落里起身，移近桌子，但只稍许移动，让桌上的烛光照不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率先发难：“是不战而丢掉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战而保卫之？”接着是长时间的普遍沉默。大家都阴沉着脸，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生气地在喉咙管里咳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愁眉不展，简直就要哭了。但这一时间却不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一遍贝尼格森的话，藉以指出这些言辞的虚伪。“请允许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有位俄国人认为没有意义。（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这些先生们来讨论的是一个军事问题。问题如下：‘拯救俄国靠军队。牺牲军队和莫斯科冒险打仗值得吗，还是放弃莫斯科不打这一仗更有利呢？这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的那个问题的所在。’”（他摇晃着身躯倒向椅背。）
辩论展开了。贝尼格森并不服输。尽管他同意巴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