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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刚巧相反。”
张爱玲认为现存三十一回的回目——“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是从“早本”留下来的，白首双星当然是指宝玉、湘云两人。后来有了“太虚幻境”，结局也改了；作为十二金钗之一，湘云须入薄命司；张爱玲发现后来的“全抄本”回目曾一度改为“撕扇子公子追欢笑，拾麒麟侍儿论阴阳”。因此她有了如此设想：“但是（指曹雪芹）不惬意，结果还是把原来的一副回目保留下来，使麒麟的预兆指向卫若兰，而忽略了若兰湘云并未白头到老，仍旧与‘白首双星’回目不合。”而因为从全书观之，在大观园中能和林黛玉并称一时瑜亮的，只有史湘云一人而已，如此极具分量的人物，在曹雪芹而言不能不重视她的归宿，从他急着去改动判词、曲文和回目观之，曹雪芹是曾在“出家”和“偕老”中有过取舍不下的时候。张爱玲在细读各种版本与改写中，已追踪掌握到曹雪芹的创作过程，这也是曹、张同为小说家的灵心妙悟，绝非不懂创作的考证家所能会心的。因此关于《红楼梦》的增删，张爱玲是反对红学家吴世昌处处将新旧稿对立，那是过分简单的看法。张爱玲认为新旧稿之间应该是血脉相连的，而在这无数次的增删中看出端倪，才算是独具慧眼。《十八春》到《半生缘》的改写，题目就想了五六个，发表在一九六八年《皇冠》杂志的第二十八卷第二期到第二十九卷第五期，共分六期刊完，题目是用《惘然记》刊至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时，在《惘然记》题名边又加了亦名《半生缘》，并在题名后引了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
陈辉扬就指出，“谁都不会忘记《半生缘》，而当日张爱玲自述写《半生缘》是因看了很多张恨水的作品，写出来就像还债一样，甚至当水晶提起时，也不过说因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又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太记得了。从她的语气看来，她对《半生缘》似无特别偏爱，但《半生缘》确是用情甚深之作，且有不少她自己感情的残影，比对《十八春》及《半生缘》，则无论文字、布局以至观照的深度，《半生缘》无疑是更上层楼。”
《红楼梦》有无数种版本，可让张爱玲比对；可惜的是《十八春》只有新、旧两稿，因此似乎只能据此得出一些猜测性的结论而已，但毕竟还是能看出张爱玲的些许感情残影！
首先《半生缘》一开头，张爱玲把原有的十八年改为十四年，看来她除想回避《十八春》原有的直接对男性自私的批判外，是因为小说结局从解放后提早到解放前，他们认识的时间不变，但重逢的时间提早了四年。原有《十八春》有十八章，到了《半生缘》改成十七章，小说前面三分之二除时间的修改和一些极个别字句、段落的增删外，和《十八春》没有两样。但从第十三章叔惠的出国，改动较大。共有三处更动，一是将张慕瑾（改为豫瑾）本人被诬为汉奸遭国民党逮捕，其妻受酷刑致死这段交代，改成了张妻被日本人轮奸死去，张本人被抓后，下落不明。
二是将许叔惠赴延安变为到美国留学。三是准团圆的结尾被删去，《十八春》的结尾，写世钧、曼桢、翠芝等都到东北去“参加革命”，其时已到了解放后，这不知怎么就成了世钧和翠芝“感情的再出发”；同时还出现了对曼桢倾慕已久的男子慕瑾，作者的用意似乎想借此暗示曼桢日后的幸福。
张爱玲似乎也觉得这个特意弄出来的尾巴不像样、不和谐，对她的人物的“新生”和幸福的有意暗示，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允诺，缺乏逻辑发展的依据和基本的常理认同。于是在《半生缘》时，她割掉这多余的尾巴。因此《半生缘》完全摆脱时代政治的影子，较《十八春》多了张爱玲式的人生况味，又回到了早期作品《传奇》的天地里，当然它也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纳凉会”上，记者陈彬和问到张爱玲的恋爱观，以及是否会写这方面的文章时，一向重视自己隐私的张爱玲淡淡的、正经地回答道：“即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的罢？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而针对后一个问题，张爱玲回答道：“将来等我多一点经验与感想时候一定要写的。”
当时她和胡兰成才开始恋爱不久，是还少了一些经验和感想，等到她发表《十八春》时，不仅早已和胡兰成分手三年了，又因与胡之恋而经历许多风风雨雨，她必然感慨良多，于是借《十八春》男女主角相爱分离的故事，来偷渡自己的灵魂，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些“曾经沧海”的“真实事迹”，就不经意地化作小说的“细节”描写。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记载，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南京，接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
对照《十八春》两次写到顾曼桢送沈世钧回南京，第一次是曼桢替世钧整理皮箱，她把世钧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地经过她的手放入箱内，如此地温情；第二次是世钧回南京与曼桢辞行时，张爱玲写着：“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算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世钧走后，曼桢正在办公室给他写信，写时“两边都用纸盖上，只留下中间两行”，仿佛很秘密似的。信尚在写，不想世钧已回到上海，当他在曼桢办公桌上看到曼桢的信，脸上便泛出微笑来。两人出去吃饭时，世钧把信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着，“曼桢见了，不由得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再看。带回去看’。”在此我们看到恋爱中少女娇羞的模样，是曼桢，但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本身呢？
除此而外，张爱玲还用了许多篇幅，非常细腻地描写世钧和曼桢的恋爱心理，如沈世钧心生情愫，在昏黄的夜里，冒着雨去郊外，拿着手电筒去寻找捡回尚未深交的曼桢的红手套；如他们俩给人祝寿出来，世钧要送曼桢回去，曼桢也不推辞，又有一种默契，不进家里。张爱玲写着：“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他们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学者万燕就指出：“这种情痴的场面就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张爱玲孜孜地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的钟情，可见张爱玲无论怎样痛楚失意，对这一段爱情都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唤起了她心中久已失落的许多美好的情感。”一九六七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张爱玲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发表，距第一次的版本其间又是十八春。十八年后的此时，对张爱玲而言，无疑是她在人生的旅程中，又一次的孤身飘零，她借着这次的改写，对往事做最后的回眸。她再次把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一召唤出来，她深情地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她要借着这《惘然记》来诉说她的《半生缘》。因此原本《十八春》中略带点闹剧的结局，被大幅度地修改了，相恋的男女低旋回荡在无可奈何的人生悲歌中，我们看到张爱玲这样写着：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一样。这修改后新的结局，对书中的人、书外的人都是一个宽慰，但人生的宽慰意在于此也仅止于此，这又是何等深沉的悲哀与无边的苍凉！
论者指出《十八春》或《半生缘》，都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张爱玲似乎是把自己的灵魂借着《半生缘》中假想的会面和回忆，做最后一次的道别，从此永不再回头了。
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