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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没有机会得见胡适。这之后张爱玲的母亲再度出国，而胡适也于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学。；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卸下驻美大使职务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对胡适的崇拜还来自“五四”运动，她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格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这个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认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胡适的影响，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批判胡适和台湾对《自由中国》时期胡适等人的冷对，张爱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的关系，来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在日后受到肯定。这个“同情地了解”的先见之明，张爱玲一直没有改变过，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湾行，和作家王祯和还谈到：“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她对胡适的钦佩之情，由此可见。
因此张爱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纽约不久就和炎樱去见同在纽约的胡适。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适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记写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er of 《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两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走后，胡适认真地查了资料，理清了张爱玲的祖父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胡铁花，而胡铁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张爱玲的祖父被贬谪到张家口时，知恩图报地致函并接济过他。有了这一层关系，使原本就乐于提携后进的胡适。
从胡适与杨联陞的书信集中，我们发现在五十年代，胡适为协助史学家劳榦来美访问研究，曾多次与杨联陞书信往返，并想尽办法代为筹措经费，对张爱玲就更加特别的关心。
后来张爱玲又只身去看过胡适一次，且在胡适的书房与他对谈了很久。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齐房顶，似乎是订制的，但没搁多少书，全是一叠一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纸，这大概是胡适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吧，张爱玲说她看着就心悸。话题从看书开始，胡适问她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张爱玲笑着说，她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种回答其实是婉拒了胡适的建议，在胡适的想法里，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可上下求索，是做学问的宝库；而在张爱玲的想法是小图书馆收藏的通俗刊物，可能更贴近她创作时寻常百姓生活的题材。
感恩节时，胡适担心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他打电话给张爱玲约她去吃中国馆子，但偏巧这天张爱玲因与炎樱逛街受了风寒，加上呕吐，因此只得婉拒了胡适的邀请。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来看她。张爱玲请他在一个公用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足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涵养，直赞这个地方好。后来胡适要走时，她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张爱玲也怔住了。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张爱玲说：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后来张爱玲搬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和胡适断了消息。一九五八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张爱玲请胡适作保，胡适答应了，并把张爱玲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她。张爱玲说该书经胡适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张爱玲当时的心情是“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于是她写了封短信去道谢。而同年的四月八日胡适就取道东京返回台北了。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因心脏病猝逝于中央研究院新院士的迎新酒会上，终年七十二岁。张爱玲说：……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对于死亡，张爱玲总是处之淡然，因此她对胡适的哀悼也是异于常人的。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三年后，她也以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悄悄地告别了人世，留下“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因为读了他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而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又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它们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未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
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中期韩邦庆（子云）的《海上花列传》的研究，曾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在史料和批评方面颇具价值和深度的文章，如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中的“海上花列传条”、颠公的《懒窝随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狭邪小说”一节，及刘半农的《读海上花列传》和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该两篇文章收入亚东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书。
胡适在文中盛赞《海上花》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后来张爱玲甚至说它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虽然对作者的写作技法没有正面加以评价，但对作者的自觉性和大胆尝试还是予以肯定的，他说：“《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表。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
而张爱玲更指出：“《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