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通商口岸底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底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底方法日趋简单，阔镶密滚便跟着衰灭。第三是外国装饰底输入，这是使女子服装改变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妇女们底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底消费者。”
许地山认为“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
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从满州贵族的旗装到民初流行的短袄长裙，以及最为时髦的西洋女装同时并列，可以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服装，同时登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据在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又于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为一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也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而香港学者兼文学史家卢玮銮（小思）在《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许地山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演讲，讲题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该报导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因此许地山以英语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课堂讲授，在其他场合也以专题演讲过。而当时就读港大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课或听过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她因太平洋战争而于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后，也就是由校门刚踏入社会，执笔卖“洋”文时，她选择了记忆深刻的“中国服饰史”为她文章的题材。当然张爱玲绝不是原文照搬，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因此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作家中对服饰最感兴趣而展开研究的，第一位是许地山，之后还有沈从文；但对服饰最有感觉而使它成为小说人物独特话语的，当推张爱玲。服饰对张爱玲个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地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华美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它成为捕捉人物灵魂的独特话语。
我们看《金锁记》女主角曹七巧出场时：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数笔，让人从她穿着的款式、色彩和行为举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气与霸气。而当曹七巧失去姜季泽、失去了青春，又被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服饰色彩在此时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灭绝，浑身充满着鬼气与报复。
同样地在《封锁》中，我们看到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服装与色彩显现出吴翠远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代表着放荡的红玫瑰王娇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对佟振保而言，可说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处她企图挑逗佟振保的场合中，张爱玲让她身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就在佟振保眼睛为之一亮时，诱惑的是“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在张爱玲的服饰中，色彩常被用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载体，对王娇蕊的“潮绿加深粉红”，张爱玲说：“那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色彩显示了王娇蕊有着“自我”意识极强的性格，一如张爱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烟鹂的“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单只觉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膜。”她同时赋与了孟烟鹂“贞洁”的个性，但这“白”对佟振保而言却是“一个很乏味的女人”，他说：“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许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国家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就开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入该校神学院研读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专业。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途中，许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暂停留，就地考察与研究梵文和佛学。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期，许地山又曾两度赴印度研究梵文，并实地考察了不少佛教圣地与古迹。
学者谭桂林指出，许地山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一书，它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撰写了《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
而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言，是从大学念书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做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虽是如此，许地山对道教肯下决心用苦功去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说是绝无仅有。
张爱玲在港大，据黄康显的文章说，张爱玲当时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l，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而张爱玲只提及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弃逻辑而选历史。而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