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税务方面的贪污，对经济成长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税收减少，以及政府的开支减少。明清政府的可用资源降低后，又有好几项重大影响：国防经费不足、防水治灾的公共建设减少。还有一项恶性循环的影响：官员的薪资跟着减少，反过来使贪污的情况更严重。从防治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动机提高官员薪资（养廉），但因领土幅员广大监督不易，因贪污而被惩戒的机会不够显著，所以贪污问题一直没能逃脱这项循环。
14世纪末明朝建立时，科技、知识、文化都比欧洲高，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开始发展。经过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欧洲的掌控力迅速全球化。相对地，1419世纪之间的明清国势迅速下跌。造成一上一下的强烈对比，原因有内有外，其中一项内在因素，就是贪污造成税收无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影响。
明清的贪污是普遍行为，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呈现金字塔型：高官的个人贪污金额大，但人数较少，离朝廷的监督较近，所以总额较小。相对地，愈靠近基层，官员人数愈庞大，虽然个别的金额较小，但总贪污额会组成金字塔的厚实底端。基层官员的贪污有几项特色：集体性、结构性、共犯性、长期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发给的行政费与薪资不足，地方政府必须各自「谋财」，士绅、地主、富商自然愿意「报效捐输」，来换取减免税金。
以县官为例，他同时掌控好几项权力，例如司法判决权、税收权、人事任命权。相对地，欧洲的司法判决有法院体系，税收有财政体系，任免有人事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制衡。中国的地方官员同时掌握这些权力，只要打通县官，就可解决多项问题。贪污有「需求面」也有「供给面」，在中国的基层体系内，供需双方容易成立，相互掩护。在欧洲就相对地较困难，主要差别就是上述的行政权，在中国没有明确分开。
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在中国相当完备，处罚也足够严厉，为何无法有效减少？因为贪污者知道，虽然条文严苛，只要不太过份或被出卖，很少有官员会受处分。再说，贪污者之间环环相扣，这是共犯性的结构，出事时必然官官相护。明清史上的地方官员，很少因为贪污而被惩戒，就是个好左证。前面说过，基层贪污的两大主因，是国家发给的行政费用不足、官员的薪俸太薄，以下举英国的例子对照。
以1770年代为例，英国的中级官员年收入高达数百镑，低阶的守门人和园丁年薪约20镑。高级官员中，以国务卿为例，年薪8；000镑，司法总长2；100镑，税务署长约1；000镑。同时期的家庭收入，高所得者约150镑，中所得者30至150镑，低所得者约30镑。简言之，官员的收入明显高过民间，贪污的需求就会降减，如果配合有效的监督与惩罚体系，加上行政权的分立，就不易造成共犯性集体贪污，全国性的贪污总额就会减少许多。
英国式的「制度性贪污」，大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同时领取多项酬劳。但因这些兼职的收入有法令规范，这种「额外收入」的程度，无法和中国式的贪污相比。中国式的贪污是系统性的，主要的破坏点是税收来源。基层县官的两个特色是：（1）高权低薪，（2）同时掌控原本应该分立的职务。十年寒窗无人知，目的是之后的位高权重油水多，本职薪资是象征性的，随着职位而来的名利才是重点（鸡犬升天）。虽然各级官员都有轮调，但长期的官场风气与同化作用，已使各省各地的贪污成为常态。
雍正年间（1727）实施养廉银制度，希望透过加薪减少贪污增加税收。当时的官员总薪资额约6。3百万两，其中1。4百万是本薪，4。3百万是养廉银，0。6百万是公费。整体而言，这项措施让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3倍，但减少贪污的效果依然有限，原因很简单：微薄的本薪就算增加5倍，还是比不上贪污所得的吸引力。有人估算过，1880年时的官员总数约2。3万人，非法所得每年约1。15亿两白银。换言之，平均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这1。15亿两中，有一半是被上层的1；700位官员分掉。
这些贪污的钱主要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中小农，除了本税还有火耗这类合法的附加税，以及巧立名目的各项杂税捐。这些事情的普遍度，在正史记载与笔记小说内，从未断绝过。清朝的法律规定，受贿15两银子以上者，罚打70到100大板，如果用力真打，必死无疑。贪受80两以上者绞死：罚则虽严，但很少人因为80两银子而受刑。如果真的雷厉风行，恐怕没有几个官员能幸免。
从几个因贪罪而处死的例子来看，真正的原因，通常是行政上的重大疏失或得罪上级，贪污本身的刑罚，其实无逻辑性的轨迹可循，因小型贪罪而受罚的机率相当小。乾隆治国的60年间，贪罪的弹劾案有4百件，但大都未起诉定罪。假设当时全国的官员有2万人，再假设每人的任期是3年轮调一次，这样在乾隆60年间，总共有40万个职位，才出现4百件弹劾案，机率是0。1％。真正被定罪的机率就更少了，应该不会高于0。01％。
最后要回答一个猜测性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贪污如果这么普遍，总累计的金额必定相当可观。有无可能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数字，让大家了解一下贪污的规模，在全国经济体系内的严重性？有2位经济学者透过复杂的数理模型，估算明清时期官员的总贪污额，大约是总薪资收入的14到22倍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倍数：如果县官的年薪是100两，他每年的贪污额大约是2；000两。换个方式来表达：全国农业的总收入中，大约有22％被0。4％的人口（官员）贪掉了。这种推估方式，对模型内的参数设定相当敏感，但可提供一个更深入讨论的起点。
参考书目
Ni； Shawn and Pham Hoang Van （2006）： “High corruption in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31636。
12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中国历代的白银产量，大都不够民间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在税制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银缴税。明代工商业发达后，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这些在明代中后叶输入的大量白银，一方面繁荣了工商业，二方面让用银缴税成为可能。但在1640年代左右，进口的白银数量逐渐减少。有人从货币数量说的观点，认为这可能导致明代的亡国、压抑清初的经济繁荣。外国白银供应量的高低，和明清经济的起伏，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吗？
张居正，152582
美洲白银在1617世纪大量流入欧洲后，产生两项长久的影响。（1）解除了15世纪以来的「流动性危机」：金银的供给数量，原本不敷铸币的需求，美洲白银解除了「旱象」。（2）造成物价革命：1世纪之内物价上涨3倍，但也播下17世纪经济萧条的种子。欧洲的经济史学者估计，美洲白银约有13流入中国，应该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1）解除中国长久以来的「银荒」，让张居正的新财政政策「一条鞭法」得以施行。（2）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因白银流入而繁荣，但流入数量减少后，引发1644年明代的败亡与清初的不景气。
你同意这样的模拟推论吗？反对这种推论的人会说：
（1）美洲白银对1617世纪的欧洲，确实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推进器。但如果只有13流入中国，被3或4亿人口均分后的数量，其实少得可怜。美洲白银或许可以增进某些城市或某些行业的繁荣，也有助于用银缴税，但数量远不足以当作明代经济繁荣的燃料。
（2）中国一直有银荒问题，整体而言进的比出的多。1617世纪进来的白银，要以存量（stock）的观念来看，不要以流量（flow）的观念来看。换言之，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要以历年累积的数量来判断，不能以某些年代进口量的增减，就判断对经济有无立即的因果关系。
（3）中国的日常生活以铜币为主，只在缴税和大额交易时才用银两。银子在中国的货币功能，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生活中，银币是日常的；中国的生活中，银币是例外的。这3点合起来，是要争辩一个基本论点：美洲与日本的白银流入后，对明清经济的兴衰，恐怕没有直接的因果。
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走私者，为什么要积极把白银运入中国？主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