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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程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Qī…shu…ωang｜。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