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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人讨好地望着他的脸，说：
“冷吗？矿长？”
“太冷了！”他恼怒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加点好煤……”看门人连声说着，弯腰从床底下拖出一柄枣红色把儿的锋利小斧头。侦察员条件反射地将手按在腰际，那里暗藏着一把真正的手枪。他看到守门人驼着背走到火炉边，蹲下身，扒过一块枕头般大的煤块，一手按煤，一手抡斧，啪，煤块断裂，裂面整齐，闪闪发光，像镀了水银，啪啪啪啪啪……，煤块变小，一堆，他揭开炉盖，白炽的火苗子窜出尺把高，带着波波的风响。侦察员遍体汗水，看门人把煤块填进炉膛，抱歉地说：
“一会儿就旺，咱这儿煤软，不耐烧，要勤填。”
丁钩儿解开脖子下的扣子，用鸭舌帽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问：
“为什么九月份就生火炉？”
“冷哇，矿长，冷……”看门人哆嗦着说，“冷……煤多，靠着煤山……”
守门人脸上干巴巴的，好像烤焦的馒头。丁钩儿不想继续吓唬他，说我不是什么矿长，放开胆子烤吧！我是来办事的。墙上的男婴哈哈笑着，栩栩如生。他眯着眼端详着这个可爱的孩子。看门人马上翻了脸，提着斧子说，你冒充矿长，开枪伤人，走，跟我到保卫科里去。丁钩儿微笑着说，我要真是新来的矿长你怎么办？看门人怔了一下，干笑了几声，将斧头放回床底，顺手从床下拖出一个酒瓶子，用残缺不全的牙齿咬开瓶塞，喝了一大口，然后讨好地将酒瓶子递给丁钩儿。酒液里泡着一棵浅黄色的人参，七只张牙舞爪的黑蝎子。请领导喝酒，守门人馅媚地说，这酒大补呢！丁钩儿接过酒瓶子，晃晃，蝎子在参须间游泳，怪味道从瓶口冲出来。他用嘴唇沾沾瓶口，将酒瓶子还给看门人。
看门人满脸狐疑地打量着丁钩儿，问道：
“您不喝？”
丁钩儿说：
“不会。”
看门人问：
“您是外地人？”
丁钩儿指指墙上的年画，说：
“老头，这个娃娃又白又嫩啊！”
他仔细地观察着看门人的神色。看门人神色沮丧，大口喝着酒，低声咕噜着：
“烧点煤算什么？一千斤才几个钱？……”
丁钩儿实在热得难以忍受，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孩子一眼，拉开门，大步走进阳光里。阳光凉爽爽的，十分舒适。
丁钩儿生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六五年结婚，婚后生活平淡，夫妻关系不好不坏，有一个儿子，比较可爱。他有一个情妇。她有时非常可爱有时非常可怕。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有时像妩媚的猫，有时像疯狂的狗。有时像美酒，有时像毒药。他想和妻子离婚又不想离婚。他想和情妇好下去又不想好下去。他每次犯病都幻想癌症又惧怕癌症。他对生活既热爱又厌烦。他摇摆不定。他经常把手枪口按在太阳穴上又拿下来，胸口，心脏部位，也经常承担着这种游戏。他乐之不倦的唯一一件事是侦察破案。他是检察院技压群芳的侦察员。几位高级干部熟悉他。他身高一米七十五厘米，体瘦，皮肤黑，眼睛有点怄。嗜烟。好饮，酒量不大。牙齿不整齐。会一点擒拿术。枪法不稳定：情绪好时弹无虚发，情绪坏时百发不中。他有点迷信，相信运气。好运气经常光顾他。
不久前的一个正午，检察长扔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自己也抽出一支。丁钩儿打着火机先点燃了检察长的烟又把自己的烟点燃。烟雾进口，好像酥糖溶化，又香又甜。他看到检察长吸烟的动作有点笨拙，心里想这老头儿其实不会吸烟，但他抽屉里好烟不断。检察长拉开抽屉，把一封信拿出来，先瞄了两眼，才递给丁钩儿。
丁钩儿匆匆阅读着那个人稀奇古怪的字迹构成的检举信，显然是用左手写的。署名：民声，显然是假名。信的内容先使他惊惧后使他怀疑。他又从头把信浏览了一遍。尤其反复看了信的空白处那位熟悉他的首长龙飞凤舞的批示。
他望着检察长的眼睛。检察长望着窗台上的茉莉花。白花点点，散发着淡雅的香气。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能吗？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婴儿红烧了吃？”
检察长暧昧地笑笑，说：
“汪书记点名要你去调查。”
他心里很兴奋，嘴里却说：
“这事该不着我们检察院去干！公安部门睡觉去啦？”
检察长说：
“谁让我这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丁钩儿呢？”
丁钩儿有些发窘，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呢？”
检察长说：
“你随时可以动身。离婚了没有？不离婚同样需要勇气。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封望风捕影的诬告信。绝对要保密。你可以采用任何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可以走了吗？”丁钩儿站起来。
检察长也站起来，拿出一条没启封的中华香烟，往桌子上一推。
丁钩儿夹着烟走出检察长的办公室。他跑进电梯。他走出大楼。他想去小学校看看儿子。著名的胜利大街横在面前，成群结队的轿车双向奔跑，不给他一点空隙。他等待着。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在他左前方横穿马路，阳光照着他们的脸，好像朵朵葵花。他不由自主地沿着马路的边缘向那群孩子们靠拢，自行车贴着他的身体滑行，宛若一条条鳗鱼。骑车人的脸在强光照耀下变成一些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白白胖胖的脸，笑眯眯的眼睛。他们仿佛被拴在一根粗大的红绳子上，好像一串鱼，好像一根枝条上缀着的肥硕果实。汽车的烟雾喷到他们身上。光焰白亮如炭，孩子们宛若一大串烤熟的小鸟，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调料，香气扑鼻。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花朵，是最宝贵的，谁敢碾死他们？汽车们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吭吭哧哧喘息着，让孩子们过马路。孩子队伍的两头是两位穿白大褂儿的妇女，她们脸盘如满月，嘴唇似朱砂，牙齿锋利洁白，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各攥着绳子的一头，毫不客气地大声吆喝着：
“抓紧绳子！不准松手！”
丁钩儿立在一株黄了叶子的路边树下时，孩子的队伍已经安全过路。汽车流一浪一浪涌过去。孩子的队伍在他面前弯曲起来，嘁嘁喳喳叫唤着，好像一团麻雀。他们的手腕上挂着红布条，红布条拴在红绳子上。虽然队伍变得乱糟糟，但他们都在绳子上。两位阿姨只要把绳子神紧，马上就是一条整齐的队伍。他想起了阿姨刚才发出的“抓紧绳子！不准松手！”的命令，心中恼怒无比。废话！他想，拴住了怎么松？
他扶着树，冷冷地问绳子前头那位阿姨：
“为什么要拴住他们？”
阿姨冷酷地看了他一眼，问：
“你是干什么的？”“你甭管我是干什么的，”他说，“请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把孩子们用红绳拴起来？”
阿姨鄙夷地说：
“神经病！”
孩子们看着他，齐声说：
“神经病！”
他们把每个字都拖得很长，不知是必然的现象还是训练的结果。童音清脆稚嫩，十分好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在马路上扩散，好像一群活泼的小鸟齐飞。孩子的队伍从他的面前走过去，他愚蠢地笑起来，对着绳子后头那位阿姨笑。她却别着脸不看他。他一直看着孩子队伍消逝在一条胡同里，胡同两边是两堵刷了红漆的高墙。
他很困难地走到马路对面去，烤羊肉串的新疆人怪腔怪调地招呼他吃。他不吃。他看到一位脖子很长的姑娘走过来买了十串。她嘴上的口红像辣椒一样。她把嗞嗞冒油的肉串放到盛辣椒的盒子里滚动着。她吃肉隼时嘴形奇怪是因为要保护嘴唇上的颜色。他感到喉咙火辣辣的，扭头就走了。
后来他站在育红小学校的门口抽着烟等待儿子。儿子背着书包跑出校门时没有看到他。儿子的脸上有一些墨水污渍。小学生的鲜明标志。他喊儿子的名字。儿子不亲热地跟他走。他告诉儿子自己要去一趟酒国市办公务，儿子说无所谓。丁钩儿说什么叫无所谓呢，儿子说无所谓就是无所谓吗，有什么所谓吗？
无所谓，对，无所谓，他重复着儿子的话。
丁钩儿走进煤矿党委保卫部，受到了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的接待。平头小伙子拉开一个与墙壁同高的大柜子，倒了一杯酒递给他。这间办公室里也生着大炉子，火势虽不如门房里盛，但屋里温度仍然很高。丁钩儿想吃冰，小伙子劝他喝酒：
“喝吧，喝口暖暖身子。”
丁钩儿看着小伙子诚挚的脸，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便接了酒杯，慢慢地喝着。
门窗严丝合缝，密封很好。丁钩儿周身发痒，汗在脸上爬。他听到平头友善地说：
“您不要着急，心静自然凉。”
丁钩儿耳朵里有嗡嗡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