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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掉下去几个档次。一个男人像打点脸面一样照顾鞋面，恰恰证明了这个男人的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男人非富即贵，或者正向富贵大步迈进。
洗头小妹对于阶级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外表，不知道有没有人调查过她们心目中的阶层排名，他其实是喜欢这样的误会的，感觉香港人好像就是比上海人高了一个档次。尽管，每次他都会略显尴尬似地说“不，不是的”。
当然，还有不少人以为他是个日本人，还未开口说话，就已经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要不就是不断冒出“哈”“伊”之类的短短音节，点头的频率飞快，且异常沉重。礼数周到，态度谦卑，每当被询问时，作出努力思考、凝重惶恐的表情，却从不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再像，他也不是日本人。
他，孙战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钱主席曾经说过：日本的海龟爱点头鞠躬，欧美的海龟喜欢耸肩傻笑。而香港人的嗓门居然比上海人还响。
孙战遥是个信奉奋斗的人。
他在离开银行的那天之前，一直鞭策自己不懈努力。
他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以后，他那早就靠边站的父母，因生性纯良，少有结怨，除了举家下放到安徽农村三年，倒也没再遭什么大罪。他们已不指望自己事业有成，所以全部精力就放在培养独子这件事上，从小就以留洋的曾祖父和祖父为榜样，积极灌输小孙同志个人奋斗的人生观。
在那样贫乏的年代，家里还是倾尽全力来培养他，学音乐、读外语、算术、书法……仿如最严格的私塾。乡下的三年，他一点没有吹到田头的大风，苍白，瘦削，村里人当他是纸片人，同龄的少年刚开始见他拉小提琴，还感到新奇，后来见他的父母那样淡定客气，都不再搭理他。其实，他心里格外想和他们一起在泥地里奔跑、撒野。
回到上海后，他还是一样寂寞，常常独自站在窗前，巴巴地望出去，看邻居家的小孩们追打尖叫，骑着自行车在弄堂里一圈圈地跑，要么就相互扔书包、扯帽子。而他却只有回到小小的一张写字桌前，眼睛里盯着书本，耳朵里还回响着窗子底下的笑闹声，心里觉得像有几只手在使劲地挠。晚上躺在干净的格子床单上，他幻想自己有一天成了少年们的首领，大手一挥高谈阔论，放肆和豪迈的模样。
当然，这一切都是想象。到最后，这个躲在窗帘后面的偷窥者终于被“揪”出来了，少年们开始对着他家的窗户吹口哨，向玻璃窗砸石子，后来索性就站在楼下用力唱着谩骂嘲笑他的歌，比他拉的小提琴还要有腔有调。
正当他屈辱得想死掉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用非常冷静的口气（有时甚至是冷酷的口气）说道：“不要羡慕他们。将来，你有出息的时候，就轮到他们来羡慕你了。你要等着，肯定有那一天。”
于是，孙战遥就开始等待那一天。那天肯定惊人地残酷和舒畅。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大地的时候，他就跑出国门去深造。美国的签证不好拿，他曲线救国先到了日本。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刚结婚。
妻子是父母挑选的，高中毕业，那时已经算是高学历了，长相还算秀气，性情温婉，问什么都没有意见，都说好。出国前为了给女方一个保障，他们领了结婚证书。
之后三年中，他们没有见过面，妻子还和丈母丈人一道住。俩人唯一的交流就是写信，因为打国际长途太贵了，除了重大节日，他们平时只有书信往来。
无数封的书信。
他在异国的孤单、苦闷、挫折都发泄在一封又一封厚厚的信上。他的家境其实还算不错，但带去的钱短短数天就没有了。他租了极简陋极小的一间房，除了拼命学语言完成学业，还要压榨出点滴时间打工。他什么都做过，在餐馆洗盘子、熨衣服、建房子的临时工、洗车……
他在日本上了资本主义的第一堂课，因摔坏了碗碟，或熨坏了衣服，或者迟到了几分钟被大声呵斥过、扣过工钱、辞退过。
他的种种情绪都写在了信中，他像记流水账一样什么都写，总是几大张纸头，宁愿少睡几个钟头。妻子的回信永远都很简单，先报全家的平安，再宽慰他几句，最后要他注意身体。
但他其实是无所谓的，他只是需要一个读者，一个他倾诉的对象。
出国三年后，他第一次回家探亲。
回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母亲因病在半年前离开人世了，家里人都瞒住他，生怕他分心。二，当他的妻子站在人群里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眼认出她来。他以前不知道，他们是那么陌生。
这两件事情都带给他极度的震惊。
孙战遥这头看着母亲的遗像，那头，他房间的床上睡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一晚，他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
之前在日本的三年，他并没有抽过烟，他以前很鄙视那些需要烟的男人，何况这也是一笔多余的开销。
沙发扶手上放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小说《东京的月亮》，描写一个不太走运的上海人在东京打工的经历。书很新，没有折痕，妻子显然还没开始阅读。孙战遥随手翻了几页，便感到了难堪，甚至愤怒他不喜欢那些相似的情节。
男人应该把最光鲜的一面拿出来，那些受罪的，龌龊的，怎么能摊开来给人看？
他走到窗口，把书狠狠地扔了出去，落在对面的屋顶上。
那一刻的举动定下了他们夫妻的相处基调。他对这个女人负责，但绝对不会把思想暴露给她。家的定义就是他和他们，而不是我们。
妻子有些胆怯，不晓得哪里得罪了丈夫，缩在被窝里不出声。
短暂的探亲，给他带来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叫小泽的女儿。
他回到日本以后，不再写信了，只在逢年过节打两通电话。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抽烟，晚上消磨时间就跟日本同学去居酒屋，和妈妈桑说些有颜色的笑话。但他并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即便有过不少相好过的女人，也从来没有忘情过，有的过了一夜就不再联系。
他似乎不那么苛求自己了，但依旧心事重重，他心底总有一层厚厚的苔衣，痛也好，乐也好，都到不了最深处，都不是一种畅快淋漓。
他所等待的那一天迟迟不来。
他一直到女儿六岁，才回到上海。去国离乡整整十年。
回国的飞机上，他整个人闷闷的，周围的影像显得疏离而不真切，他独自一人，提着不多的行李。
他身边是对情侣，听他们说话，也是上海人。
男的宽厚稳重，女的很是秀丽，两人都穿黑色的大衣，围着长围巾。等待着登机通知。
戴着手套的手还紧紧绞握在一起。
孙战遥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他知道他的人生一定错过了什么。具体是什么他说不清楚。
那日的心境仿佛少年时立在窗边，看其他人游戏。他从没得到过别人的羡慕，他再努力也不曾得到。
幸好，他的恍惚并没有维持多久。
上海的变化和6 年前相比确是惊人。孙站遥看到这面目全非的城市，意识到自己搭上了一辆驶上高速的列车，不，应该说是另一架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将是迅猛惊人的。
长年以来十分之强悍的人生观拔地而起，压倒了一切其他情绪。
不出一个月，他就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进了这家着名的日资银行。
孙战遥的目标是做到副行长，明确之极。当时各大日资银行都还没有中国人做副行长的，这是个很大胆的目标。
孙战遥看好他自己。
把孙战遥招进公司的是一位日本人副行长，姓长山把孙战遥招募入公司的是一位日本人副行长，姓长山。
长山最欣赏孙战遥的日本调调。这个人在日本待了十年，就是说他被日本人教育过十年了。
军队式管理的日本人其实有点害怕和本地人打交道。
因为上海人的思路有些“妖”。
日本式的管理从来不怕员工笨，只要服从指挥，五个笨蛋加在一道也威力无穷。最怕的是员工难于驾驭，这个朝东，那个朝西，力道再大也相互抵消。
上海人的思路就太过精明，并且散漫。
他们觉得自己最高明，懒得理睬日本人那些兢兢业业的方案。
上海人的仇日情绪更多的来自于轻视。他们仗着自己见过市面，就算表面迎合着你，但骨子里还是瞧不起人。别说是日本人了，就算是美国人，上海人都一样不放在眼里。
钱主席曾经说过：“日本鬼子是团结吗？靠，那是他们胆子小，不敢破坏规矩。”
但孙战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