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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2）
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有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了莫斯科。韩存礼说：“当时中国上万上亿的人，有多少人能够来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呢？我出国之前，班里的同学觉得我要到莫斯科去了，到红场去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了，大家都争着跟我照相，觉得我能把他们的心意也带到莫斯科来。可以这样讲，5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的那几年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也正逢一生中的大好年华。”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们发表了那篇非常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番话使在场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热血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1958年，第一批留学生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回到了中国。此后，中苏关系暗流涌动，直至冰封阻隔了将近30年。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夫妇的命运由此变得曲折不平，难以捉摸。
1958年，当邹厚工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和妻子柳芭已经有了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传苏。当时柳芭还在念四年级，她推着婴儿车到站台上同自己的中国丈夫告别。1959年柳芭毕业后来到北京与邹厚工团聚。当时邹厚工在航空物探部门工作，柳芭到北京广播学院担任俄语教师。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传华也出世了，姐妹俩的名字寓意着这对异国夫妇对中苏关系的美好愿望。这个四口之家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平安快乐的日子。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变化，而后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两国关系加速恶化，最后走向公开的破裂。在两国关系的阴霾笼罩下，1965年柳芭决定要带一个孩子回苏联，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不得不面临着骨肉的分离。邹厚工觉得小女儿传华的性情不如姐姐那么开朗，万一受到“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好影响，忘了国家忘了本，就白生这个孩子了。于是就毅然让传华留下，让柳芭带大女儿传苏回国。分手前，全家到北京的丽影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现在供职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中文播音员工作的邹传华对当年亲生父母分别的那一幕仍然刻骨铭心：“全家分开时我和父亲去南京，我们先上火车，母亲来送行，我就记得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哭，哭得非常伤心。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旁边的人都围着，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吧，反正哭得非常伤心。”邹厚工当时想，最多三年，中苏关系就会和好，全家就可以重新团聚。毕竟都是马克思的弟子，都是共产党，怎么会长期为了一点理论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厉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家庭从此天各一方，邹厚工与柳芭的人生轨迹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中苏交恶后，邹厚工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和娶了一个苏联姑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在南京看守所被隔离审查了7年多。最初，小女儿传华自己在家里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管她了。但时间一长，家里见不到亲人，而且听到周围的人议论她爸爸妈妈是坏人，是“苏修特务”，小传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恐惧，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1979年，当父女俩终于重新团聚时，邹厚工的双眼几乎失明了。他用手抚摸着传华说，哎呀，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俩人泪如泉涌，哭成一团。对于自己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邹厚工一直认为是两个国家关系不好造成的。他感叹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下的小蚂蚁，我们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韩存礼和陈先也是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祖国的。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希望马上投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热潮中，大干一番事业。然而，已经习惯吃面包的他们，对国内的政治气候缺乏敏感。韩存礼回国后被分配到洛阳工学院，他说：那时我年轻，思想比较幼稚，一看墙上的大标语写着“大干六个月进入共产主义”，就根本接受不了，结果就越来越不行了。陈先回国后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马上成为第一批参加大炼钢铁的人。他慢慢地感到，从苏联回国的这些留学生当时并没有被重用，人们反而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看他们，要让他们在大炼钢铁中“洗洗脑子”。此后，他们也确实没有机会很好地运用在莫斯科大学所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为祖国服务，而是不断地被席卷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甚至被下放到干校、派去喂猪、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挨批斗。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3）
“文化大革命”期间，韩存礼在1969年被关进监狱。开始他不服气，不认罪。结果发现越不认罪处境越恶劣，越要遭受折磨，天天挨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存礼也只好编瞎话了，承认自己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另外，他还犯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非常严重的罪行，就是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当手纸。韩存礼说，我们在俄罗斯都养成节省的习惯了，拿报纸当手纸。“文革”期间的报纸上都有毛主席像，习惯性地使用后，就犯了侮辱毛主席像的罪行，于是便受到“群众专政”。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的冲击比较严重，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识时务。别人都能够见这个风头不合适的时候就不吭气了，我却是顶风上。为什么呢？我自己有这么一条，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动力，根本不可能是革命的对象。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越不承认越糟糕。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就是“阶级敌人”啊！
在那个全中国动乱的非常年代，由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处在全面对抗的冰河时期，留苏学生的个人命运也就变得跌宕起伏，完全不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邹厚工他们几个人都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那时他们都已经年近五旬，一生中最适合工作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
从1982年起，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缓和。1989年5月，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中苏最高领导层一致同意实现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时代的冰雪消融之后，几位老一代留学生由于不同的机缘，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前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发生了巨变，也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世界格局。对于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在的莫斯科是既亲切，又生疏。
1985年，邹传华获准来到莫斯科探望母亲和姐姐。这时，邹厚工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原来的跨国婚姻无法恢复了。几年后，邹传华和丈夫来到莫斯科经商，不久他们把几乎双目失明的邹厚工也接到这里定居。现在每天照顾邹厚工起居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贵霞。他们居住在莫斯科市内一套前苏联时期修建的陈旧住宅中。当年跟随柳芭回苏联的大女儿传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现在完全不会讲中文，两个孩子也看不出有中国血统。虽然在这个特殊家庭里成员间的交流必须使用两种语言，但是彼此的亲情和血脉是割不断的。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父母，哪一个国家不好，他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两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他们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韩存礼的妻子在文革期间同他分了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重回莫斯科。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活跃，他开始为两国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