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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１、２、３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２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 matter……这是事实， 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 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５２２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