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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为何求救于杜鲁门夫人呢？他听说有一次杜鲁门心血来潮，骂一名著名民主党人是“一堆臭马粪”，这位民主党人的夫人气呼呼跑进白宫，请求杜鲁门夫人帮助总统清洁他的语言，不能既像个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美国炮兵队里的丘八；不能不像著名政治家，而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装商店的小伙计！贝斯杜鲁门含笑劝那个挨骂的民主党人的夫人说：“你不知道，他的腔调改了多少年才改成这个样子！”
从此，贝斯杜鲁门常常坐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身边，每当杜鲁门讲话走火吐露脏字，她就向他投去怒目而视的眼光。
杜鲁门对此并不反感，常常自豪他说：“她是唯一对我大声吆喝的人，我还没法怪罪她。”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由此对杜鲁门夫人格外尊重，有事常请她出面帮忙，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便急忙借口有事，找地方拨通了杜鲁门总统夫人的电话，请她赶快出面灭火。贝斯夫人情知事态紧急，马上从楼上下来解决难题。
不一时，杜鲁门夫人身穿线条笔直的丝织长裙，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走了进来。她的脸上依然充满笑容，衣服从来得体而高雅，她那独特的神采，冷静的理智，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镇慑力。杜鲁门自知失言，整理一下考究的西服，白宫的气氛马上便由暴风骤雨转为明媚的丽日春光。
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静下心来仔细研究新的对华政策，认为蒋介石已注定要垮台，中国出现中共政权只是早晚的事情，美国在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可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的联合政府，目的决不是支持共产党，而是通过恢复同新政权的贸易、进行某些投资，努力造成新的政府中的反对派，鼓励他们走第三条道路，以抗衡共产党，最终推翻中共政权。
杜鲁门、艾奇逊调动美国宣传机器，大肆鼓动所谓“民主开明人士”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美国帝国主义玩弄的新阴谋，清醒地指出：
“（美国人）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卑鄙勾当来了，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却说杜鲁门在沈阳试探中共态度吃了闭门羹，又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挑拨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的关系。
这是相当厉害的一着棋，因为司徒雷登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生于杭州西子湖畔，１９０５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搞了不少慈善事业， １９１９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黄华等大批知识分子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重庆谈判期间，他通过黄华、龚澎等人的引见，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遭到惨败的情况下，美国当局任命他代替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是有深远考虑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要求留在南京同中共领导人接触，逐步建立中美新关系。国务卿艾奇逊与总统杜鲁门商量近一个月，仍举棋不定，美国统治集团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
５１个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反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意见更为尖锐：
“我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尚未使用过的美国武器。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国民党）政府已证明是如此的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
杜鲁门所在的美国民主党也有几十名议员反对杜鲁门支援国民党政权，这使杜鲁门政府狼狈不堪，只得抛出反映美国援助蒋介石真相的白皮书来反击，杜鲁门让他的亲信编造的辩护理由说：美国在中国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以反对苏联侵略为目的的；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军事基地，从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对这个荒唐的借口，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可笑，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傀儡和应声虫，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美国统治集团基于对苏联政策的考虑，决定在中国采取两面政策，一面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公然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９ 日出动Ｂ—２９重型轰炸机，在葫芦岛附近炸毁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一面于４月６日复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授权他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但又特别指令他说话要留有余地，注意保密。
司徒雷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气势搞得垂头丧气，接到美国政府的这道指令，他又有了精气神儿，他认为自己有在中国生活６０年的独特经历，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坐过日本监狱的政治资本，有黄华等得意门生，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不平凡的接触，因此，他一定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在青史上留下他的美名。他自负他说：“我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名声，我没有明显地偏向任何集团或思想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
杜鲁门、艾奇逊的这步棋可谓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考虑不谋而合。中共领导人见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也想借此探索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
毛泽东认为同美方接触是个重要外交活动，有必要同斯大林打个招呼，就让周恩来与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气。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１５日，周恩来在北平会见科瓦廖夫，客气地询问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中共和美国商人建立纯业务的关系，我们值得去进行这样的接触吗？”
科瓦廖夫多年在中长铁路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工作，对中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已相当了解，经验告诉他，周恩来的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非常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上通过周恩来之口投石问路，科瓦廖夫从苏联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得到的信息判断，司徒雷登很可能已和中共方面开始进行联系，他判断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先斩后奏，面露不悦之色，但已接到斯大林关于不要过多干涉的指示，不好再横加干预，就微微一笑，大度他说：“这是你们的内政”，但又对此很不放心，便玩弄圆滑手段以提问方式表明苏方的担心说：
“你们中央领导怎样看待美国要挽救蒋介石、肢解中国的企图？如何处理与美国接触和准备给蒋介石最后的打击这两者的关系？在和蒋介石作战的情况下，会从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什么？”
周恩来机敏过人，对科瓦廖夫的用心一清二楚，他极有风度地把两手一摊，将话题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
科瓦廖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斯大林宽宏大量地赞同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某些交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中国的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南京解放后，中央正式指派黄华即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司徒雷登５月６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会见黄华。两位老同学见面寒暄既毕，傅泾波便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已逐渐了解到过去支持国民党是错误的，美国现已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又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傅泾波特别补充说：
“司徒大使已表露１９４６ 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只表示，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黄华马上将与傅径波的会谈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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