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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邓嗣禹回忆，胡適任北大校长时，全校教授，皆可随时去找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一次，邓去胡办公室，“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適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
唐德刚常到胡適家中吃饭，唐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適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適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铭记终生。2005年，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无限深情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李敖曾发表文章《从读〈胡適文存〉说起》，后来胡適见到李，对他说：“啊！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適之还了解胡適之！”
张爱玲的姑姑对胡適异常崇拜，常常对着胡的照片喃喃自语：“胡適之这样年轻！”受了姑姑的影响，张对胡適敬若神明，但凡胡適说什么小说好，张立刻买来阅读。她写完小说《秧歌》后，写信给胡適，请胡適读罢指点。几个月后，原本不对胡適回信抱希望的张爱玲意外收到了胡適的回信，胡適在信中告诉张爱玲，《秧歌》他读了两遍，并指出了小说的亮点和不足，张深为感动。夏志清记载，1955年，张到纽约后，两次去拜访胡適，胡適夫妇热情接待，但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二人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適请张到中国饺子馆吃饭。张爱玲回忆这次分别：“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叶君健回忆，50年代他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小胡同中，邻居是个洋车夫，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拉胡適去北大或访友。洋车夫告诉叶，在他当洋车夫的生涯中，所拉过的顾客，只有胡適要算最没有架子和最平易近人。
晚年，胡適认识了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常在一起闲聊。一次，胡適心脏病发作住院。梅夫人来探望时，拿着一个芝麻饼对胡適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適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適以为，整个台北市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胡颂平回忆胡適：“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適因心脏病住院，医生不让他读书看报，他觉得无聊，便请求医生让他看些轻松的东西。医生说，读书看报需要用手拿着书，会影响身体，建议让护士为他拿着或读给他听。胡適一听要麻烦别人，便勉强同意停看几天书报。
胡適在台大医院住院，三名护士前来请教，她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句，有两个人读“回头”，有一个人读“回眸”，因为她们打赌，输的人要请看电影，所以特来请教。胡適让胡颂平查询后，对她们说，两种读法是应为版本不同，谁都没有错，谁都不用请客看电影。
一日，中研院数学所的某研究员穿戴西服革履，但没有系领带，胡適问为什么他打扮得这么齐整，他回答说要去参加喜宴。胡適说：“人家的喜事，要么不参加；你要去参加，就应该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戴上领带。如果你没有，我可以送你一条。”
台湾《自立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胡適谈话的报道，撰写该文的记者全凭他的主观臆测，超出谈话的范围去报道。一日，某大报的主持人来访，问胡適该报道中的谈话是不是真是胡適所说，胡適怕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受处分，回答说：“全是真的。”
陈雪屏请胡適到家中吃午饭，胡说：“事前没有通知太太，临时带客人到家里吃饭，这是美国妇女提出离婚的四十八个理由之一，怎么可以？”陈说：“今天是我的小姐做菜，不是太太做的。”胡適这才和查良钊一道前往。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讲话，说胡適晚年在中研院，下午饮茶时，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一次，胡適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他想到胡適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胡適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写下《非留学篇》一文，开头便道：“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胡適的英文老师亚丹问他道：“中国有大学吗？”胡適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胡適痛感：“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由是，1916年，胡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適曾告诫人们：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陈源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曾有笔墨官司，胡適写信给他们劝说道：“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千家驹回忆，胡適认为，青年思想左倾是应当的，他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青年骂他，他从不生气。千家驹感慨：“胡適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亦无第二人。”
胡適曾致力于传记文学，他曾力劝人写自传。蔡元培、毛彦文等人都听从胡適的劝告，晚年写了自传。1934年，胡適在一次宴席中遇到章士钊，他问章近况，章说：“现在吃‘流氓饭’。”胡適听罢无限伤感，劝章有时间一定写写自传，章一直记在心中，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
胡適终生关注教育，他于1934年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適曾写一封1600字的长信，力劝任鸿隽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写完后，他亲自将信送到任鸿隽处，并和任长谈两个小时。
胡適是无神论者。一次，梁实秋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適看后大惊，与其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的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適马上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胡適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