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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曾对人讲起冯友兰的趣事：“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批斗时，一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诵诗文，最喜韩文杜诗及《古诗十九首》。冯友兰高寿，有人问其长寿秘诀，他只说：“不……着……急。”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正值二人“米寿”（米寿：88岁，“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冯撰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即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叀笔嵌旅娌鹂耸耍８鸬牧疲骸昂沃褂诿祝嗥谝圆瑁宦鄹甙茁恚莱嗯！！焙罅骄涫嵌越鸬脑尢荆郝郾绫裙锪摹鞍茁矸锹怼甭垡撸宦鄣莱镒徘嗯５睦献印�
【求学】
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时，科主任李登辉问同学们的计划是什么，冯说：“我要学哲学。”李笑道：“你想当孔夫子呀。”
冯友兰回忆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上海：“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恭敬起来。”
北大哲学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并请到了专门研究西洋哲学的周慕西任教授，冯友兰听说后，便决定报考。当时法科比较流行，报考法科的人必须有大学预科的毕业文凭。当主持报考的职员得知冯要报考文科后，很替他惋惜，建议他报考法科，入学后还可再转科。冯听从了他的建议。等他进入北大后，才得知西洋哲学门还是没有开设，周慕西也去世了。尽管他比较失望，但还是从法科转入文科。
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曾为国学门的一位学生当枪手，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黄侃看后很是赞赏，对诗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马叙伦在北大开“宋学”课，一个学期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马辞职离去。文科学长夏锡棋请了一位老师来接替马叙伦。这位老师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未发讲义，冯友兰等学生对他颇有怀疑。作为班长，冯友兰准备与他当堂辩论。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当堂质问，这位老师竟连《宋元学案》都没见过。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傅斯年邀冯一起到英国留学，但冯因为弟弟冯景兰已于前一年到美国留学，便决定去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冯友兰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手续，比如学生对学校有要求，要写申请等校长批准，校长的批示，还要装在镜框中展示出来。在美国，即使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动员参加海军的宣传语为：“加入海军，周游世界！”他认为，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冯友兰谈论：“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他在美国东部读书，冯景兰则在西部，每逢暑假，冯友兰都到冯景兰处过暑假。一次，冯友兰收到一封铁路公司寄来的信，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
在美国留学时，官费有时不能按时寄来，冯友兰便勤工俭学，去餐馆收拾盘子，每天干一个小时，还可以在餐馆吃一顿饭。一天，他去中国城演讲，因为讲的时间长，耽误了上工的时间，等他到餐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便失业了。不久，他又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他将脏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把木板推进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两分钟后打开水箱，盘子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冯友兰觉得这个工作比原来省力多了。
冯友兰在中国城的那次演讲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演讲结束后，他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但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每天将生字记下来，标明书的页数，让冯填上相应的中文字，他按照每个字给报酬。于是冯友兰便当起了此人的“活字典”，每天大约可以收入五角。
冯友兰曾申请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杜威的推荐信上写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但因为送去晚了，没有申请成功。不过学校为冯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有了这几份工作，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冯友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
【为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成书于1931年、1934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翻译成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该书上卷出版后，清华大学马上就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
联大文学院迁到蒙自，举行临时集会，请冯友兰讲演。冯曾听从钱穆的建议，在《新理学》一书中加入鬼神一章。故演讲时，冯友兰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又指钱穆说道：“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
抗战期间，重庆召开学术评议会议，会上评选抗战以来的最佳著作，冯友兰的《新理学》一书当选第一等，金岳霖的《论道》也被选为第一等，但因为第一等规定只有一个名额，故最后《论道》只能降为第二等。冯友兰得奖金一万元，金岳霖得奖金五千元。
一次，冯友兰和张荫麟谈到“抽象”，两人各讲了一个笑话，张说：柏拉图有一次派仆人到街上买面包，仆人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就是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结果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仆人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饥饿而死。冯友兰的笑话则是：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学生放学回家，父亲考其学问，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学生去上学，先生问学生“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冯友兰说，人若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也不能说，说话总要用一些有一半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来源就是抽象。
40年代，宗璞在文林街巧遇罗常培。罗对宗璞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宗璞当晚并未前去。很多年以后，宗璞读了父亲的《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冯在文中议论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通彻了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套书只出版了前两册。此书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冯友兰80年代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被完全抛弃。
冯友兰将自己读书的经验总结为：“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但他没有停止著述。据他的博士生回忆，冯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写，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说：“我现在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