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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我一直坚持认为报纸就是一张新闻纸，它必须以提供新闻信息为它的主要任务，而不能把它变为一张杂志。所以你看看《京华时报》也好，看我们改版之后的上海《青年报》也好，我们就是以新闻为主，极少有什么副刊专刊，回忆录、诗歌、散文这在我们上面是不见踪迹的。第二，我们认为一张综合性的日报，特别是一张早报，它是一份新闻快餐，所以在操作手法上，我们用大标题、大图片，用简明扼要的新闻增加新闻的数量。这都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和上海其他报纸比较明显的区别。
“石光荣”式的家庭
叶蓉：您是出生在湖南，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杨国伟：我出生在湖南的省会长沙的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
叶蓉：我知道您本人也参过军。
杨国伟：我们家到我是三代兵，从我爷爷开始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具体说就是红军时候的。
叶蓉：老红军。
杨国伟：参与革命的。
叶蓉：说到老军人的形象，很多人马上就在脑筋里反映出石光荣这样一个形象。《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片子我想很多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人会有很多同感，您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有这样强烈的共鸣吗？
杨国伟：我这个家是个标准的石光荣家庭，我的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要求现在看来是近乎于苛刻，甚至是不近人情。我跟我父亲也是20年没见面了。
叶蓉：20年没见面？
杨国伟：对，一直到他去世，所以《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看了无数遍，深有同感。
叶蓉：这个剧情里跟儿子20年没有见面，但是最后临终还是见上了一面。
杨国伟：我连临终都没见上，只见了遗体。
叶蓉：怎么会扭到这种程度，父亲病重都不会回家看一下？
杨国伟：不准告诉，不知道。
叶蓉：你根本就不知道？老爷子怎么会这么倔？
杨国伟：人老了可能性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刚改革开放，思维比较活跃，对一些问题看法上不一致，产生了几句争执，就这样再也不见面了。
叶蓉：您也没想到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吗？
杨国伟：不准见，带孩子回去他都不见，整整20年。2002年初夏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台热播的时候，几个频道轮流放，我是每天都看。这个时候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我带着爱人、孩子赶到部队医院太平间看到了他。
叶蓉：生在这样的家庭，可能跟出生在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杨国伟：最不一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确实在生活上没有吃太多的苦，哪怕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跟工人农民家的孩子比，我们起码能吃上饭；另一方面，我这个家庭对我们几个孩子的要求的苛刻程度是其他家庭所体会不到的。具体来说吧，可以说两个故事，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学校放暑假、寒假，我父亲就把我送到部队的农场去住，让我挑着担子走过繁华的大街，进入我们机关大院去挑大粪，十二三岁的时候能挑多少。我歪歪扭扭地挑着大粪从机关大院通过的时候，同学们都叫“杨国伟挑大粪了”，都当作笑话围观。通过城市大马路的时候，这么一个年龄又不大，又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人，连挑担的姿势都不正确的这么一个人招摇过市，又引起了多少人的围观。1965年，因为军人家庭经常调动，我们家离开了长沙，我就住校，住校当时一个月给我们多少生活费呢，12块钱，12块钱里面有9块钱是必交的，交给学校食堂。
叶蓉：伙食费。
杨国伟：伙食费才能保证你每顿三两饭，有两样菜，还有三块钱，三两饭吃不饱，要增加的饭票也是要这三块钱来出，还有所有的洗宿用品，文具的费用。
叶蓉：就是所剩无几了。
杨国伟：都是要由这三块钱出，实在不够。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三两饭吃不饱要买饭票，买了饭票就买不了笔墨了，就买不了肥皂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钱不够花，能不能增加一点，增加到15块，这一回我们家里回信是非常之快。
叶蓉：钱来了？
杨国伟：信上面说，接到你的信后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你妹妹他们都参加了，在会上他们都说近来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叶蓉：后来钱寄过来没有呢？
杨国伟：他说全家认为12块钱是足够了，你在生活上应该向那些出生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看齐，在政治上、在学习上要向最好的同学看齐。
叶蓉：你那会儿多大，十几岁？
杨国伟：1965年，我要到年底才满13岁，写信的时候我还不满13岁。
叶蓉：老爷子20年不理你，到最后都已经过世了，你都没见他一面，你埋怨他吗？
杨国伟：我想之所以有今天，恐怕和他的这种严格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种环境中长大，我们一起长大的有很多也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我之所以少走了不少弯路，之所以在我说进入社会之后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在我人生的一些最关键的阶段都没有走错，和这种家庭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像我和我妹妹都是很小就入伍了，对我们入伍父亲有个要求，不准在广州军区当兵。
叶蓉：为什么？
杨国伟：容易找到广州军区的熟人。
叶蓉：因为父亲是广州军区的。
杨国伟：容易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把我妹妹轰到重庆去了。离家几千里，把我轰到河北去了，离家也是几千里，完完全全就是靠自己奋斗。我是当兵了半年之后，我就评上了我们27军79师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部队上下都认为我是农村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参军走的，用农村的名额走的，一直到我父亲出差路过我们部队来看我。我正在外地执行任务，连长通知我从几百里外的石家庄赶回兵营。赶回来之后，隔了老远，连长就说，杨国伟你这家伙，我一直以为你是农村的，怎么你是高干子弟呢？
莽撞下海的省府处长
叶蓉：刚才您谈到下海之前，我知道您下海之前其实已经做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经济处的处长，还被外派到香港，为什么会在1992年的时候决定下海？
杨国伟：我们这代人可能有一个你说优点或者你说毛病，责任感比较强，理想化的成分比较多。我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普通的工人后来到了分管一个省的经济工作岗位上，应该说是应该很珍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很多问题我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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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北大文化集团前常务副总裁（2）
叶蓉：怎么讲？
杨国伟：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特别是80年代末的这些，中国经济进入双轨制的时候，无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冒了出来。我们作为省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主要任务就是作协调，出主意，绞尽脑汁。想了无数办法，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然自己也有很多想法无法付诸实践，所以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念头，下海闯荡。
叶蓉：那么下海之后是做什么呢？
杨国伟：下海之后我才发现，军人出身的或者军人家庭出身的人的鲁莽在我身上就有了一个体现，下了海了好几天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叶蓉：你都没想好要干什么就下海了。
杨国伟：对，后来其他的我很多的部下、同事他们也下海了，下海之前他们都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市场调查，人力资源，买卖关系的建立等等做了很多准备之后才下的。我下海了之后我当时不知道做什么，而且发现口袋里只有3000块钱。连一个存折都没有，那一下我是真正地着急了。
叶蓉：工作也辞了。
杨国伟：要养家啊。当时在批“官倒”，我有一个原则，我给两位领导当过秘书，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湖南的生意我不能去做。不让别人说我是“官倒”，第二个不要给领导惹麻烦，那我做什么，离开了关系做什么。当机关干部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以指点江山，可以告诉别人什么思路，要如何如何，真正轮到自己干了不会了。我就打听什么能挣钱？他们说最近好几个地方遭灾，恐怕是缺石油，我想那咱们就做石油吧。我就揣着这3000块钱上北京了。上北京托一些朋友问到哪儿批啊，他们说国家经委批。找到国家经委一位领导同志，说某某地方遭灾了，人家当地也出具了介绍信，说确实是遭灾了，能不能批点计划外的？计划内就不敢想，便宜嘛，批点计划外吧，行。
叶蓉：这个批是跟父亲的背景有关系吗？
杨国伟：没有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在北京找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