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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道-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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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全国最大的关公庙是在他的家乡解州(今运城)。
向以关羽后代自诩的山西人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像远离故土的商贾,也概不能忘。晋商东西奔忙,南来北往,非常需要一个中心,需要把散离四方、五行八作的同乡聚集起来。关公与所有的晋商有同乡之谊,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于是,关公便被公推为各地晋商的“同乡会会长”,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晋商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商号供奉着关公像,而且在经商足迹所到之地,在广建会馆中都专为关公修有供奉的大殿。有的则直接把会馆就修成“关帝庙”,试图借武圣之威,镇邪惩恶、消灾弭祸;试图靠武圣之义,以诚信为本,取义成仁,谋财有道;试图托武圣之福,财源滚滚,惠及子孙。
在商业活动中,晋商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发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身入财利之场,坚守义利之念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著名的服装品牌,它的产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至高点。




晋商“信义经营”的借鉴



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把信用视为企业的“底线”,要用信誉去占领市场,去赢得消费者。
旧中国在缅甸仰光的华侨商人胡文虎,被商界称为“世界万金油大王”,他一生就是恪守“信用就是金钱”的祖训,把信誉放在事业之首。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生前在仰光开中药店,去世时欠下香港药材行一大笔款。胡子钦死后,香港老板十分担心,以为欠账再也收不回来了。没想到,胡文虎办完丧事后,立即将店里所有现款全部兑换成港币,只身到香港去。其父生前的好友都对此议论纷纷,以为他在父亲去世后无人管束,带着现款到香港尽情享受去了。哪知胡文虎一到香港,就主动替父还债。他的这一举动,立即使他赢得了中药业同仁的信任。
当他还清债务后,马上就有中药材商人主动与之洽谈。于是他未付一分钱货款,就从香港带回一批药材。回到仰光之后,他便立即拿钱派人去港付清货款。由于胡文虎做生意极讲信用,在中药业中信誉极高,所以,只要胡文虎药店开列的购货单一到,香港所有的药材行无不尽快发货交运。胡文虎就这样以诚信为基础,开始了他在东南亚中药事业的光辉前程。
古人云:“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那么,企业家失信又会如何呢?失信于员工,必然人心涣散,战斗力薄弱,不堪一击;失信于合作伙伴,必然形象受损,处境尴尬;失信于消费者,必然市场萎缩,遭遇生存危机;失信于社会,则必然四面楚歌,难挽败局。
当然,诚信是无价的,但诚信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无诚信的人讲诚信,有何意义呢?弄不好,会连自身也丧失了。在这方面,晋商是有惨痛教训的,可作前车之鉴。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和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曾为合盛元北京分号借贷担保。但合盛元北京分号因经营不善,欠债难还,当债主逼上门时,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竟仓惶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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