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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互相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用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做不成,
学者吴思在《新官堕落定律》中用朱元璋的话说明了新官堕落的规律。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吗?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服苦役。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朱元璋又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哦了,全部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人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红楼梦》第四回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把《红楼梦》第四回看作全书的总纲。其中这样写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那些衙役果然在诱劝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你可要三思。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地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的学习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的。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接受的是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官员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帐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反正皇帝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帝前面。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藏在漂亮文章背后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唬人吓人的企图。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
晏子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贤臣,那个时代正是为了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关于他的故事。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的前三年,按照仁义道德去治理,结果齐景公很不满意;他请求重新治理,结果第二年齐景公就满意了。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二是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三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是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可以发现,上边是很想让人去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欺下;出乎预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老百姓并不难欺负。那么我们怎么办?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还是与皇帝对着干?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
在信息渠道上,即使是百姓的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中说:
官话代表正式规则。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就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就是官员们采用的威慑策略。
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则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问题是水并不总是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能力。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刘谨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谨的财富是明朝国库的几十倍。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刘谨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学者吴思将刘谨展示给动机的一条资源分配规则取名叫“抽水机规则”,或者叫“横规则”。
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都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