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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
但是，怎么办？他们不可能抛弃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时的单纯。不幸的男人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疯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车。这辆列车就像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一样，它许诺道：“人人都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新技术思想导师《连线》杂志所预测的“可以随时达到的药片”，可以“混淆梦境与现实的机器”来实现的。最终，经过如此漫长的叙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乐原则，即是开阔、生气勃勃的内心空间。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这样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物质挤压的时代，这种快乐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从容，变得慌慌张张。很可惜，我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为数众多的大师们都试图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已经坐上一辆疯狂的列车，谁也不知道如何刹车。
生于七〇年代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试图勾勒一代人是危险的，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来讲，定义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然而，对一个时代进行定义又是诱惑人心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我们总是将自己加入一个群体之中，在其中我们觉得声势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为这个变革接连不断的时代一群深恐被遗忘的人的救命稻草。借助于此，他们获得了集体的经验与回忆，在集体回忆与品味中，他们获得了力量与对于残酷现实的暂时性遗忘。
也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将出生于中国70年代的人笼统而粗暴地称作“70年代人”。我们称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为“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样的美国教育，在20岁出头时来到欧洲，经受了战争的打磨，然后眼睁睁目睹了人类文明被摧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们一起酗酒，并且对于未来充满迷惘；我们称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为“垮掉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共同用疯狂摧毁平庸，他们相信大麻与疯狂行为可以拯救灵魂，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标准……
生于70年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显然缺乏这样的集体行为，更缺乏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备的戏剧性因素。但是，“生于70年代”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突然变得如此响亮。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须寻找已经树立的标志进行打击。就像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对父辈进行无情唾弃一样，70年代人选择了60年代人作为攻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兴作家的词典中，60年代人成为陈旧、愚蠢、理应被淘汰的代名词。60年代人所表现的理想、激情与单纯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热讽，而这一切依据不过是70年代人所体验到新的生活方式与前所未有的展现自己的机会，是互联网技术与插有一片柠檬的Corona啤酒……
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豪情壮志隐含着怎样的脆弱。因为，出生于80年以后的人在此方面占据着更绝对优势，他们连“小豆冰棍”的历史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尚未成熟就会使用了ICQ。他们甚至连打倒上一代的欲望都没有，因为事实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证明。
有了完全消费的80年代人的映衬，70年代人的虚弱之处暴露无遗。在两代人之间，他们终于展现了他们的真正特征，他们是自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几十年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代。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淹没于集体之中，封闭的环境掩盖了世界正在进行的变革，他们生活于集体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给个人或者带来深刻，或者带来变态；在他们之后，青春完全进入了世界消费体系之中，技术弥合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尽情地遗忘历史，而生活于未来。
70年代本身即说明了这一切。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70年代。在1970年与1979年之间已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至1974年之间，他们有着类似的成长，更相像于60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气质所包围着。而1974至1978年之间，变裂已经出现，出生于这四年间的人，或许是真正的个体精神觉醒的一代，他们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高中时触摸到信息技术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后，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了消费时代之中。
如果我们将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与1997年开始的互联网热潮视作上个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变革的话，在上一段中被我人为切分的三类70年代人，与这些变革相逢的年龄正恰当地表现了他们过渡性的角色。
今天，不管媒体还是公众，大家热衷讨论的70年代概念更多地来自1978年以后出现的精神状况，我们姑且将之称作“后70年代”。这种讨论淹没了70年代所代表的真正精神，即没有定位的、模糊的、充满过渡色彩的特性。
充满时尚感与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的状态更应该属于80年代人。我们看到的眼花缭乱的所宣称的70年代的消费观，其实往往是人为地利用想象营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太急于宣称自己的存在，于是就顺手拿起一件杀伤力极大其实却并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深处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最终，我又想回到最初引用的罗森堡的著名论调。生于70年代的人，如果真的试图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和80年代人一起轻飘飞扬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必须承接起联结历史的断裂的任务。否则，他们只能从历史版图中消失。
优雅的爱情到哪里去了
在20世纪各项伟大的起义中，爱情缺席了……
——奥可塔维奥·帕斯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句畅快淋漓的口号暴露了我们的致命伤口——我们正在失去爱情。不管我们的唱片工业产生了多少“为爱伤心欲绝的男人与女人”，也不管架上的流行书籍上提供了多少爱与性的技巧，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爱情正在失去它应有的光彩，它正变得平庸化与技术化。爱情变成了我们忙碌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变成了一种有量无质的占有，变成了有点昂贵与费神的高级消费品。在这个时代，我们钟爱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其本应的丰满形象，而逐渐实利化了——他应该具有怎样的身高，怎样的收入，公司的名字是否带有“。”的后缀……
在功利的世界里，我们忘记了爱情的模样。我很愿意就此回顾一下爱情的历史，努力给读者呈现爱情最初的面目及其后来的流变，这种不无轻佻的回忆中充塞了我对于古典世界的有点变态的眷恋。
爱情是一种高贵的形式主义，是我们文明的特定产物。德尼·德·鲁热蒙在《爱情与西方世界》中赋予了爱情一个特定的诞生时间与地点：12世纪的普罗旺斯。那个时代，风行的行吟诗人开始在诗篇中赞美伟大的爱情。形式感开始被引入男女之情中，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观点，“将爱情形式化，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是随着生活的愈益严酷而愈益迫切的需要。爱情必须被提升到仪式的高度，充沛而暴烈的激情需要这一点。唯有强烈不羁的情感建立一套形式和规则，才能消除残暴……文学、时尚和谈话都成为调节和净化性爱生活的手段……”有了这段话的铺垫，我们可以进入现代淑女们渴望的爱情黄金阶段“骑士时代”。温文尔雅的骑士们和宫廷贵妇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不朽的传说，他们依靠一个眼神、一个隐喻或一句诗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颜色颂诗中》，一位叫吉约姆·德·马绍的骑士第一次与爱人约会时欣喜若狂，因为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