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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大学拥有如此多的校办工厂。”这让我猛的想到了《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这似乎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知道希腊可以变成罗马，却不知道我们的大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学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大学和办工厂或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是不知魂归何处。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讯上，各位学者正在讨论中国大学应该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企业结合。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大学在社会中充当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害。”因为“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地（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竺校长说话的背景是1936—1946年间，处于流亡状态中的浙大，由文理、农、工三个学院16个系增至7个学院27个系，在校师生由512名增至2172名。在四处漂泊之中，浙大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与此同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在不断地轰炸中，于昆明破旧的校园中继续顽强地教学。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后来二分之一的学部委员，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一批著名物理学家。1986年，在《西南联大50周年文集》中，联大校友都对那八年艰苦环境中仍旧屹立不倒的精神进行品味。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在抗战期间的确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它对中国大学的品质形成巨大的影响。
到今天，西南联大精神依然是当代学者无法挥去的某种情结。学者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一文中认为，抗战后的国人普遍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张申府教授在1946曾写道：“这几年来（抗战），国人中表现得比较规矩、最公正、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任之恭也同样回忆道：“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今天的大学呢？他们总是在抱怨经济的压力过大，所以不得不放弃理想。但是，相比于联大的困境，今天又算得了什么。从本质上讲，是因为今天的大学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对于社会缺少明显的责任感。在中国大学的主办者还有教职员看来，大学不是这个社会的灯塔，而更像一个工厂或者其他的办事机构，只不过产出的是一个个会工作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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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2年，对于中国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除了它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外，对于高等教育，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年，北大的南墙拆除了。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大学已经向社会完全展开了。北大的负责人对争论的解释是：“我们不争论，先干了再说。”这句话令人心酸，一所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学，在做出如此重大的举措时，却说不争论。大学是一种历史的延伸，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核心，在她产生巨大的方向未知的转变时，竟然用这种论调。
中国的大学纷纷把注意力放在最热门的专业，而对于那些基础、见效缓慢的系科则失去了耐心。把市场机制照搬引入大学是愚蠢的，就如经济学与管理学在目前是可以给学生带来财富，所以就受到欢迎，但是不能为此就降低文史哲这些冷门科目的重要性。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学袍与市镇之争，在中国似乎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几百年，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府坚持着对世俗社会的抵抗。但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南巡带来的一片春风中，毫不犹豫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出去了，因为北大忘记了自己并非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是一个面向市场的集体，它推崇的应该是精神的建设与守候。
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校格的中国大学，在面对90年代的经济诱惑时，纷纷放弃本来就缺少的贵族气息，他们迅速调整自我适应市场。房地产、金融、股票、管理、财经、计算机成了一所大学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它们占据了大学中主要的经费。
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在与北京教育界的闲聊中，自嘲教育界之于政府，好比妓女之于嫖客，因为人家出钱，所以你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梅校长实在是不知足，那时大学的尖锐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学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一场暴风雨的洗刷，这其中掺杂了巨大的污泥。相比于梅校长的某种屈辱感，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则带着明显的快感。
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打扫这个日益发达的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尽管大学与社会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是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会。”在这次会上，与中国大陆大学有着相似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