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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在西方文化史上都很重要，作为专业工具，一点法文、德文不认得也不行，所以我就在本科的时候学了一点，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有一种心态，现在看来要不得。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其实也不大，也就二十岁刚出头，可是总觉得自己大了，不愿意去背那些文法。比如法语有阴阳性，桌子是阳性，椅子是阴性，毫无道理可言。德文更多，还有个第三性，书就是中性的，谁去死记硬背那些玩意儿？会查字典，拿来能读，知道这是桌子、那是椅子就行了，管它阴性阳性？还有法文的那些动词变化，繁复之极，我们都懒得背。可是现在想起来，学习语言没有基本的文法训练是不行的，可是当年没有学好。
希腊文我没有学过，太麻烦了。第一没有材料，第二，除非你是想搞这行专业，否则费那么大劲学了又没有用，不值得。我有一个同学是蒙古人（现在台湾），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回不了家，无事可做，我就向他学了两个月蒙古文。蒙古文非常有意思，辅音和母音是连在一起的，那时候觉着好玩，就跟着他念，完全没想过学了它有什么用。其实学蒙古文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将来做驻蒙古大使、参赞，或者是研究蒙古的专家，否则一点用处都没有。比如你是搞数学的，学蒙古文干什么？除非你要研究蒙古的数学史，不过大概也没人去研究。希腊文是一门很古老的文字，除非你立志将来就干这一行，比如搞古希腊哲学，那也是做学问的一条路。做学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路径，并不是规定死了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走，何况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幼稚，看了什么就觉得什么好。不过幼稚也有幼稚的好处，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学术思想上的门户和政治上的派别不一样，政治上的派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宣誓加入以后就得绝对服从，但学术思想并不是这样。比如我欣赏某个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字字句句都得他的，而且只听他一个人的。我想，任何一种学术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响的话，里边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就是说，我的老师并不限定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应该请教很多的老师。人类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能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好比我们吃东西，不能说牛奶有营养就光吃牛奶，你得杂食，各种东西的营养都吸收才行。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抗战一开始，很多青年就满怀热情直接参战。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时，按说三个学校满员的话差不多应该两千人左右，可是到长沙报到的只有八百，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我想那多一半里有一部分是回老家了，但大部分人是直接去参战。其中我想到一个人，何佶，抗战爆发时读北大历史系二年级，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几年后到了抗战中期，整个国家的气氛和刚开始不一样了，一来仗也打疲沓了，二来战局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主要靠美国训练的现代化军队，不需要“前现代化”的那种作战方式，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他们就回来复学。1942年。我见到了何佶。
何佶非常有才华，又喜欢文艺，经常写文章，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笔名“吕荧”。《七月》当时是很有权威的文艺杂志，胡风喜欢提拔青年人——过去有这个风气，一个人成名了以后总要带一批青年，胡风就是鲁迅带出来的，他和冯雪峰都是鲁迅的弟子，鲁迅非常欣赏他们，后来胡风办《七月》的时候也提拔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何佶就是其中之一，是左派积极分子。比如我们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惟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示自己的革命倾向，我曾听到姚从吾先生（北大历史系主任）称赞何佶的俄文好，他还翻译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所以毕业之前就很有名气了，相当于京戏里所说的“科里红”。
虽然何佶只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从未和他接触过。因为他们那批同学抗战前入学，学号和我们的都不一样，他们是P字号（北大）、T字号（清华）或者N字号（南开），而我们则是A字号（联大），所以我们叫他们“老北大”、“老清华”。虽然在一起上学，但在年龄上差了好几岁，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知识也比我们多，我们也自视低一等，相互之间交流很少。何况何佶又是有名的才子，我觉得自惭形秽差得太多，不敢高攀，所以我虽认得他，但他不认得我。
5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看到有关他的事情。那时何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过他，他不服气，卷铺盖就走了。这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但在新社会却不行，新社会里人是属于组织的，组织让你走才能走，否则等于潜逃。我看那篇批何佶的文章语气非常重，说：“如果你是反革命，我们就追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不是反革命，希望你不要做革命队伍的逃兵。”由此可以看出，何佶为人的独立性非常强。外文系王仲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向我谈起，何佶后来就在他们那里工作，但非正式编制而属于编外人员，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费，随便他写点什么。
1955年，全国性批判胡风。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在北京召开七百人批判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企图为胡风辩护，受到与会者的一致驳斥。”在那种场合，他居然敢于批逆鳞，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风辩护，其人风格可以想见，所以当时把他定为“胡风分子”，成了反革命。几年之后，大概是1959或者196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又看到一篇他写的文艺理论的文章，整版刊登，前边还有一个编者按，称他为“吕荧同志”，我想这就表示对他已经平反了。可是后来到了文革又翻旧账，我猜想他的境况不会很好，周作人不就是死于文革的时候吗？胡风分子能躲过此劫了？→文·冇·人·冇·书·冇·屋←后来听说他也是妻离子散，“划清了界线”——凡定了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往往都要离婚，只有名演员新凤霞例外。新凤霞的先生吴祖光是右派，文化部的领导出面劝她离婚，但新凤霞硬是不肯，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国民党当时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我们大多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一言不发，但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而且话里面夹杂着好多德文，“…keit”、“heit”一大堆尾缀。德语里，凡字尾加“…keit”或者“…heit”就是指什么什么“性”，比如主观性、客观性，我们不懂，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之狂妄，年纪轻轻的连学术界的泰斗、文学院院长胡适也敢骂，简直是目空一切。有一次，在路上他向我恶意嘲笑的样子，我大为光火，当面怒声质问他：“你笑什么？”他耸耸肩说：“啊，没什么，Friendship。”然后悄悄走开了，像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当年气盛，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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