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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终于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征。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仆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13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二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13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二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柯炳生（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这在当时是普遍的）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她的爱人萧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去了，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问旁边的人，他告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开始，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帮？而有的美籍华人学者当年参加过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三青团夏令营，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当年强调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美国的科学当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论如何他们是为美帝服务的，而且入了美国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道路。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只学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也出国，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学者，也会被待如上宾，大概不致于被关进牛棚，沦为阶下囚。
五柳读书记
我也喜欢读书，但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它的讲法使我值得去读，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