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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呒琒ymbolicLogic，或者MathematicalLogic，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罗素说：哲学都讲伦理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根本不属于哲学，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人往往会走过了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
我们国内哲学也受到这两大派的影响，可能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少一点，原因何在？近代西方哲学，大多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学）进入，可是中国过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能从知识上打通。比如什么是经济学？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经济学就是讲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用阶级斗争完全就可以理解经济学了，一通百通。可是到美国去看，他们那些经济学教授上来就是写公式，一步步演算下去，等下了课满黑板都是公式，好像上了一堂高等数学。这算什么经济学？这不是数学吗？可是反过来说，他们看我们那也不是经济学，政治斗争能算经济学？
对于文化我们过去有太简单化的毛病，政治上定个标签，无产阶级的就宣传，资产阶级的就都不要了，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学习过苏联米丘林－李森科“无产阶级革命的生物遗传学说”，批判资产阶级孟德尔－莫尔根的“反动遗传学”，结果也没反对掉，李森科后来被揭发，说是个学术骗子。苏联还批判过数理逻辑，说它是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游戏，可是到了60年代，苏联的一些尖端学科上不去，因为计算机上不去，而数理逻辑正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如果金岳霖先生建立的逻辑哲学学派能得到顺利发展，很可能中国哲学界里就有一门领先于世界的学科了。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西南联大有几位外籍教授，我入学时，外文系的燕卜荪（Empson）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刚刚离去，但温德（Wint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温德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专业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学，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我上过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他时常和我们闲谈。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达到如此境界真是彻底，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如他有名的商籁（sons）BrightStar和WhenIhavefears。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1986年才去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OldChina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上他的个子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还有一件事情，抗战的时候沿海的人往内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后方用竹篾片盖起二层小楼，表面上抹一层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样，非常巧妙。温德把他看到的这些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好笑，可见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上有三十八个人，记得温德指着傅斯年的名字说：“AnotherGuoMinDang（又是一个国民党）。”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的一面，温德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门清。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权威，十月革命以后去了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政治被认为有问题，不过他没讲过。后来他到了中国，1930年左右就在清华教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而且他讲的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我想学点专业英文，所以就选了他的课。噶邦福先生喜欢谈天，下了课我也常问他一些问题，但主要目的不在希腊、罗马，还是想学英文。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总能把一个小问题钻得很深，许多人因此而成名。但历史毕竟整体上是宏观的，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欢谈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窜改了遗诏。当然你也可以研究，历史毕竟包括这些具体的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历史到底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感兴趣，曾用英文写过一本TheSyntheticalMethodofHistory（《历史学的综合方法》），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借给我看，有些见解是足以启人深思的，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比如他谈到，人生有两个方面，有衣食住行物质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两者有时很难调协。有人只知道捞钱享受，但也有的人过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热心的理论家、哲学家。他说，文化似乎也是这样，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质方面。比如古希腊人就追求现实，所以他们注重肉体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爱情、荣誉、地位，到了中世纪就偏重于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圣徒，做灵魂圣洁的人。可是到了近代，这种追求又行不通了，于是又转回来追求物质享受，飞机越快越好，汽车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几百年。噶邦福先生介绍旧俄学者Sorokin（索罗金）教授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过分地追求物质了，这种文明是sensational（物质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拨，再又该回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去了，回到ideational（观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世界历史，不过当时觉得挺新颖的。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偶尔也给我们讲讲旧俄时期的笑话，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旧俄的时候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职人员，不过要经过一番争取才能得到“神性”，并不太容易。有两个学生毕业找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没有当成。他们向老师汇报以后，老师就对第一个人说：“我祝贺你获得了你的神性。”第二个学生一副恼丧的样子，老师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也祝贺你，祝贺你还没有丧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我曾问他俄国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1950年我到清华看过他，他正准备要走，说：“我就像是离过婚的，离过了，就不再复婚了。”他是白俄，所谓“白”是相对“赤”而言的，不认同苏联政权跑到国外去的就叫“白俄”。不过白俄在学术、艺术、文学方面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20世纪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在�